访谈：同济中德学院风雨征途

今年3月，德国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泽尔腾教授应同济大学之邀，出席“同济大学中德学院泽尔腾经济管理研究所”的揭牌仪式，并受聘为同济大学的名誉教授。德国之声记者为此采访了同济大学泽尔腾经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王煦逸教授。

德国之声：您认为促使这次中德双方合作的基础是什么？

王：一方面泽尔腾教授研究的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是我们双方共同感兴趣的科研项目，另一方面从研究能力来讲，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很多教授和助手都是德国博士或者具有德国经历，因此我们就有了相互理解和合作的基石。

德国之声：你们在哪些方面有合作项目？

王：我们共同的研究方向有新兴市场研究、交通管理方面研究，以及博弈论运用研究以及法律方面的行为法学等等。

德国之声：泽尔腾教授的诺贝尔获奖理论---传统的博弈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并不大，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传统博弈理论吗？

王：传统的博弈论是泽尔腾教授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时的研究方向，他真正做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在60年代中到70年代中期。这个理论讨论的是人的行为。它开始是个数学学科，后来逐步向经济学和政治学发展。我们现在讨论比较多的区域政策，也就是各非行政联系的省之间的区域发展问题，比方说长江三角洲，经济上是一个主体，行政上却分别属于上海、浙江和江苏。他们之间的经济合作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合作就不一样。像上海的磁悬浮列车最高时速可达400公里，可是铁路只造了30公里，车程总共需7分钟，达最高速才14秒，所以意义并不大。现在考虑把磁悬浮延到杭州去，路程有200公里，那么两地通车只需要半个小时就能到达。而这个政策的执行就牵涉到博弈论的问题，因为两地交通时间大大缩短了，原来准备在杭州过夜的游客当天就回上海，就会对杭州旅馆业、餐饮业造成很大影响，那样浙江就可能做出反对建造的决策，当然通过建造磁悬浮可以大力提升杭州的竞争能力，增加更多的机会，这是浙江省希望得到的。我举的例子说明了，我们决策时候必须考虑到对方怎么样做决策。这就是所谓的博弈论在区域经济政策方面的运用。这是一个很好的应用方面，从行政管理变成更多的协商式管理方式。

德国之声：泽尔腾教授现在研究的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也是你们研究所的研究范畴吗？对它们进行研究与研究中国经济形势有什么帮助？

王：同济大学的主要合作不是在博弈，而是在行为经济学和试验经济学方面。与传统经济学不同，行为经济学假定人是有限理性的。如果说传统经济学把人看作一个机器人的话，那么行为经济学就把人看作一个有情绪的生物。人的非理性在中国股票市场上的反映很明显。按照理性人的假设是不会有人去买大陆的股票的，因为公司的红利少于银行利息，经营业绩也不是令人满意，同时同种股票，大陆的价格远远比香港高。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内股票市场仍然火热，这就能说明人带着有限理性的成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上海的房产，众所周知上海的房子价格很贵，可是还有人去买房，这也只能用人是有限理性去解释它。这种现象在中国比比皆是，所以应用的前景非常广。

实验经验学是泽尔腾教授84年以后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以前普遍认为只有工程科学才能做实验，经济学是不能够做实验的。泽尔腾教授却质疑这种说法，他认为可以通过实验室控制来研究一些人的经济行为。如今研究得最多的是谈判，通过实验可以证明，所有的谈判，尽管双方开始谈判的时候提出的利益要求相差很大，最后还是能达成一致。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结果，比方说分歧很大的劳资双方通过谈判最后可能达成协议。在中国做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很少，而我认为这个研究方向很重要。因为以前我们国家的许多经济政策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拿整个国家经济来做试验，成本太大。万一摸不着石头怎么办？通过实验的方式试验经济政策的好坏，要比搞个特区去试的成本要小得多。所以说这也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学科。

德国之声：您刚才谈到交通管理方面的合作研究，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王：交通控制的项目其实对亚洲的意义很重要，毕竟亚洲人口密集的城市很多。按照行为经济学的思路是，比方说人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空，一条路挤，人们往往会走空的路。可当大家都选这条空的路的话，空的路就变得很挤。两条路的问题不大，但是组成一个网的话，就变得复杂了。通过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了解人们在选择道路时的经济行为，从而为通过改善交通管理，提高城市道路的通行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德国之声：同济大学的实验室为什么将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作为合作的重点？

王：在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方面，我们国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解释一些概念，引进西方一些现有的结果，而我们自己的研究还很少。同济大学想在这个方面找一个增长点，因为它们是应用范围广泛而且很前沿的经济学科。

德国之声：泽尔腾教授认为经过10年努力，中国经济学研究有望达到国际水平。您对未来有什么展望？

王：对整个经济学的研究我不敢说，不过就这两个合作项目研究来说，泽尔腾教授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德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比我们早了20年，在传统经济学方面却比我们早了两个世纪。不过，在泽尔腾教授的指导下，我们的起步或许会比较快达到研究工作的前沿。另外，泽尔腾教授给了我们整个中国的经济研究很大的帮助，不光在同济，他还在青岛、天津、杭州、四川等地的大学都布了研究点，这当然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水平，也可以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带向世界。我个人对前景还是比较乐观，当然前提条件是中国的经济研究工作者必须努力，做出有特色的成果来。经济学与工程学科不一样，它里面牵涉到文化，政治背景，社会等各方面因素，所以中国的经济还是要中国人自己来研究。（潘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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