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媒焦点：中日对话和大陆紧追台湾

针对本周中日两国在北京和贵州举行中日第五次战略对话，香港《太阳报》本周发表评论文章，题目是《中日关系：须建立四大机制》。文章写道：“这个会谈可谓在中日最高层关系全面中止的情况，中日在着政府层面的最高级会晤。但此次中日第五次副外长级会谈有一个特点，即除了在北京举行外，还在昨天易地贵州省贵阳市继续举行。由于参加会谈的中国副外长戴斌国是贵州人，所以会谈在第二天从北京易地贵州，一如上一次在东京会谈时，日方也刻意安排了到一个温泉胜地继续会议一样，均体现了双方希望会谈借助人性气氛顺利举行的良苦用心。”

《太阳报》的分析接着写道：“未来一段时间中日高层对话将继续冻结，而将开始另外两个趋势，那就是：一是双边政治关系将由高层转入所谓的‘低层框架’，亦即进入相对低层的政府级别；二是双方的社会和民间力量可能成为中日关系新的着力点。这是笔者最近一直试图在中日两国之间倡导的一种思维或观点。中日在低层政府级别上，需要一系列的机制以保证双边基本平稳，其中包括以下四个机制：一、战略对话机制；二、纠纷谈判机制；三、危机处理机制；四、军方对话或交流机制。就目前而言，前面两个机制都已具备，但仍须加强，同时须使这些机制实质化、具体化；而后两个机制则须提上，以保证危机发生时，中日两国政府有一些信息沟通渠道，尤其是双方军方能保持相对比较冷静。”

在香港局势方面，最新一期的香港《亚洲周刊》发表独家报道，透露北京法律界权威王振民提出香港实行普选的六项条件，包括最为敏感的国家安全法立法。北京虽未为立法设下时间表，但提醒这是香港的责任，期望社会能进行讨论。报道写道：“曾荫权上任以来，《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这烫手山芋一直没有写上特区政府的议事日程。现在中央是否提示曾荫权，假若连任，应在未来五年的任期内完成这极具争议性的立法呢？北京消息说，王振民的言谈中，没有提出二十三条立法的时间表，更没有提及应在零七年新一届特区政府成立时进行立法。这也就意味着北京只是对香港作提醒，并会根据香港社会的实际反应来决定该项立法的快慢，并非要给曾荫权一个“死任务”。事实上，北京汲取上一次二十三条立法失败的经验后，已经不会把二十三条立法看作香港特首的必然任务，但北京却乐见香港社会对二十三条立法进行深入讨论。”

《亚洲周刊》的报道接着写道：“香港经历了多年的经济困难后，在北京的心目中，目前的首要任务还是发展经济。面对香港泛民主派对普选的诉求，北京也自有其盘算。消息人士指出，北京在前一段时间反复强调经济后，到了现在特首选举逼近的时候，便采用了经济、政治的两手策略。北京提出普选条件也是希望香港经济的发展不会因普选的争议而受太多的影响。只是，对于曾荫权来说，虽然他已努力地到中国大陆建立人际关系，但是普选的争议似乎是很难以回避。如今北京重提《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北京虽然没有定出时间表，但曾荫权心中有没有时间表，这可能是考验他如何理解北京意图，如何处理好中央和香港地方关系的一场超级智力测试了。”

另外，在中国国内局势方面，据香港《文汇报》报道，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年监显示，中国大陆竞争力跃进12名，从第31名成为第19名。而台湾一向引以为傲的竞争力却亮起红灯，排名从第11名降为18名，这也是5年来，台湾在这项指标中首现衰退。香港《文汇报》写道：“在四大评比要素与20个次项目中，除了技术及科学基础建设外，台湾的排名全面退步。台湾的“经济表现”从第18退步为第27；“政府效能”从19滑落至24；“商业效能”退步8名，从第6变为14；“基础建设”较为稳定，从第18退为20。而大陆在四大评比要素中，过去一年都有相当的进步，经济表现维持第3，政府效能排名17，优于台湾；商业表现及基础建设则分别为第30与37，仍落后台湾相当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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