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专访廖亦武

德国之声：您在德国过了六个星期，现在马上就要返回中国，现在的心情如何？

廖亦武：我现在的心情是想着晚上的演出，作为一个职业而言，虽然在国内是地下演出，在这里是公开演出，但作为职业习惯，肯定是考虑比较近的事情，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

德国之声：正如您提到的，在国内，您的演出大部分处于"地下"状态，而在这里是公开的演出，受众也完全不同。您是不是能比较一下在国内演出和在德国演出的不同呢？

廖亦武：在国内一般都是地下演出，也就是说观众是"地下性"的，我经常用这个比喻，观众就像是"老鼠"，大部分是一些喝醉了的"老鼠"，是酒徒、流浪者。我在那边的演出场所一般都是黑咕隆咚的，很多面目都看不清楚，大家一起喝酒。在很小的一个 "老鼠洞"里，你觉得民主社会就那么大，中国人在喝醉的情况下，在自己把自己变成"老鼠"的情况下，觉得那（民主）就实现了。但是第二天早晨起来看一看天上的阳光，你就知道，这个地球还是在这么转。但是在这边（德国）的场合，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一场都有事先的安排，听众都是素养非常高的人，他们提的问题也非常有水平。通过翻译，他们了解我的著作，没有什么语言障碍，而音乐就更没有障碍了。音乐更加直接一些。公开演出的时光真是过的非常快，非常好。就像比尔曼演出一场之后，还要来一场告别演出。证明两个人虽然语言不同，但已经可以交融在一起。这种公开演出就像做梦一样，真是太好了。但是说起来有点心酸，这也是我50多年以来第一次的经历。

德国之声：您对比尔曼这个合作伙伴如何评价？

廖亦武：他当时在西德，为了追求更加好的社会，到了东德。后来发现东德以及社会主义完全是个骗局，然后他就拼命地咒骂这个骗局。然后他有一天到了西德的科隆，他就总爆发，唱了非常极端的歌，"他妈的，人民生活就像畜牲一样"。那边（东德）马上开出他的国籍，然后他就不能回去了。比尔曼多次对我说，"兄弟，你不要回去了"，等到自由的那一天再回去。但是他当时没有语言的问题，我有语言的问题。

德国之声：您谈到语言问题，是不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离不开一个母语的环境？

廖亦武：说实在的，我真想脱下作家这张皮。成为一个音乐人，我觉得也不错。但是既然已经干了（作家）那么多年了，你还非得干下去，要不然面对国内那些朋友们，我会感觉有点不好意思。别人在那里喝苦闷的酒，我在这儿（德国）喝比较快乐的酒。为人也不能这样，还是回去算了。

德国之声：今晚（10月30日）音乐会的主题是"大墙前的信念"，众所周知，"墙"在柏林有特殊的寓意，就是"柏林墙"，分隔了民主与独裁。而在中国，似乎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象。在您的心目中，是否有这样一个"墙"的概念？

廖亦武：在国内的时候，我就听过音乐"迷墙"，也知道柏林墙的故事。到了这里以后，我发现有形的墙和无形的墙特别多，都和纪念有关。比如说零零散散的纪念碑，也有一些小到地砖的，也可以当作墙（的纪念）。我觉得德国人记住历史的方法实在很多。但是在中国，总体就是长城，其实是不存在了，已经拆掉了。但是在这么一种强权的长城，无时无刻都存在。这种"墙"在我们心里没有被拆除。这个给我的鼓励就是把这里的"墙"的概念今后带进我的写作里面，从我们心里拆除这个"墙"，从自己的心里面打碎这个监狱。

德国之声：谈到德国对历史的回顾和反省。您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也曾经对此有所肯定，并指出这是中国值得向德国学习的一个方面。但您也指出，德国对中国了解不够。您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廖亦武：大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中青年以下的知识分子，还是对中国了解很多的，比如赫塔·穆勒。只是有些老年的，比如君特·格拉斯，他就不太了解。还跟我谈什么《金瓶梅》那些东西。我觉得中国天天在发生《金瓶梅》里的故事，他觉得那个东西还很高级。我觉得这些老头现在只剩下手里握着个烟斗的象征了。还有一些德国人对中国人的不了解，是汉学家造成的。我们在波恩的时候，顾彬的学生给我们组织了一个活动。在活动之前，顾彬就写了一封信，叫"谎言还在继续"。他说"贝岭不是一个流亡作家"，好像我们在欺骗公众，还说我也可以自由的回国。这种汉学家就是有意造成互相之间的不了解，他在中间渔利。大家都要经过他，你不能直接交流。这么多年来，如果都要经过这么一个人，大家才能交流的话，我觉得就太不靠谱了。幸好我们今天有一个直接交流的机会。顾彬不应该用一些谎言来欺骗大家。

采访记者: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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