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继者们面对顶头风

（德国之声中文网）1944年7月，诺曼底登陆后，盟军在法国与德军展开殊死战之时，44国代表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奢华的华盛顿山旅店。他们的目标：为战后全球经济秩序确立框架条件。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美国助理财长怀特（Harry White）亦躬逢其盛。他们俩人以及当时规模还小的联合国的代表们获得成功，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打下了奠基石，在这一体系下，全球经济战后合作得以展开。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贸易组织诞生之时

1944年7月22日，他们的方案最终得以通过。直至今天都是世界银行集团中心部分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旨在促进国际间在货币政策上的合作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石得以奠定。

当时，凯恩斯还希望创建第三个组织，用于促进和规范贸易、原料市场。但到1947年10月30日，国际贸易关税总协定（GATT）才得以签署。该协定自1948年1月1日起生效，直到1995年被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

1945年12月27日，随着29国签署一份相关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问世，并于1947年3月1日开始运作。

危机融资和全球监管

根据创建成员们达成的共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务是，便利全球贸易的扩展及均衡增长、促进汇率的稳定、参与一种多边支付系统的设置。此外，该组织还应从共同的财政备款中向危机成员国注资，提供帮助，但条件是"暂时的、并要有恰当的保险措施"。

该组织的另一任务导致产生这样的现象：德国这样的外向型经济国家定期受到该组织的警告。因为，自建立起，减少成员国之间在国际支付中的不平衡现象就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心使命。

75年后

问世75年后，布雷顿森林创造的这些机构现况如何？柏林科学于政治基金会（SWP）专家迪特（Heribert Dieter）认为，这些机构都处于巨大压力之下，--不仅是由于美国同中国及其它贸易伙伴之间的冲突："局面相当困惑，说轻些，在所有这3个机构中都感受不到欢欣之感。"

迪特指出，世界银行的问题还算是最少的。尽管如今受到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新丝绸之路的重大挑战，世界银行的正常业务基本还能顺利进行。

他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的情况就困难得多了。他指出，"世贸组织局面甚为吃紧。尤其是美国人指出，加入世贸组织18年后，中国依然不认为自己也应恪守世贸组织精神"。

北京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的态度以及变相提供国家补贴的做法，也一再被美国总统特朗普用以作为强硬应对中国的理由。

中国作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尚不需要应对某个金融危机，经济专家们仍一致认为，若中国或意大利面临金融崩溃局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没有能力相助。因此，该组织亟需改革。

近年来，中国的大规模项目，对作为开发和基础设施项目传统贷款者的世界银行，构成严重挑战。迪特指出，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是世界银行的公开竞争对手。

不过，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之间人们必须有所区分。迪特指出，亚投行相对透明，非中国玩家也参与其中，它是一家多边银行，当然对现有银行构成挑战，但问题不大，因为，它有某种透明机制，中方不坚持必须由自己掌控放贷程序。

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就不一样了，根据该倡议，接受国和中国之间签署双边协议。他指出，"过去12个月至18个月里出现了某些相当成问题的情况：中方向肯尼亚或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提供过度昂贵的高息贷款，然后，将无法偿还的贷款转成向负债国提出的引起很大争议的补偿要求，造成非常困难的情况。"

非洲人看法转变

迪特指出，很多项目起初很有吸引力，例如，在肯尼亚就是这样。但是，看到从蒙巴萨至内罗毕的铁路后，他想起了上世纪60年代管理糟糕的开发援助项目。他指出，中国许诺多于实干，事实证明，中国并不像它极力想让外界相信的那么无私。

很多迹象显示，如今，在东南亚和非洲，正出现对中国的角色及其动机的新评价。注入了巨大心血、举行了隆重开张仪式的肯尼亚铁路和中国设计的货运港昂贵了很多，大大不如使用载重车运输来得划算。在西非国家塞拉利昂，政府取消了原计划中国建造的机场计划。迪特指出，塞拉利昂政府的解释很直接："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机场，因为，它由中国劳工建设，由中国企业承包，中国出资。我们虽得到一个机场， 但也得到一份巨额账单。"

中国贷款之高创纪录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一项最新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的对外贷款数额远大于外界迄今所知。从2000到2017年，外国负债人需归还中国的资金数量从不到5000亿提升至超过5万亿，或者说，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百分之一增至百分之六。危险之处在于：中国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发放的国际贷款中约50%未出现在官方统计上，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巴黎俱乐部这样的监控机构，还是评级公司或私人数据研究服务商，均不知情。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专家霍恩（Sebastian Horn）和特雷贝施（Christoph Trebesch）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共同得出了一个多少让人不安的结果：虽然中国出资的许多项目对接受国而言大有用处，尤其是在基础设施领域，但由于债务数字庞大、并缺乏透明性，它们也隐含了金融稳定风险，而如果对中国所欠债务中的某一大部分根本就不为第三方所知，则无论是私人投资者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无法估计当事国的债务承受能力及爆发危机的或然性。这些研究人员的结论是："人们在分析国家危机时无异于在暗中摸索"。

迪特认为，世贸组织那里也存在着巨大的改革需要。他表示，世贸组织依旧有用、依旧必要，但也有问题：一些已经相当发达的国家仍在该组织内声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并因此得到优惠待遇，"这当然不会让那些老工业国高兴，美国人因此施加很大压力，欧洲人稍稍克制些" 。

新欧委会的家庭作业

不过，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这位专家不认为欧盟会在美中贸易争端下倾覆。他指出，眼下，美国人和中国人占据了通栏标题，但作为贸易一强的欧洲仍处于前列，人们也无须担忧欧洲企业的竞争力。

然而， 他强调，预定担任欧委会下届主席的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必须重新考虑这一问题：欧洲货币联盟制造经常项目盈余，促成别国别地区向欧元区申请借贷，"应该慎重考虑，这是不是一个好主意。"

在贸易政策上，欧盟以一个声音说话，并依然与美国人和中国人平起平坐。对迪特来说，需要考虑的是另一个问题："欧洲如何站位？我预计，在同中国人的持续争端中，我们早晚得表明态度。是支持美国人，还是站在中国人一边？脚踏两只船行不通。相对而言，这问题很快就必须得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