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定海神针《港区国安法》刺痛港人神经

（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正出现两极现象。

股市畅旺，楼价不跌，特首称，商界真心拥护。

另一边厢，一种阅后即焚、信息马上销毁的通讯软件占据各讨论区显著版位，市民研究应否清空FACEBOOK、WHATSAPP或TELEGRAM的群组对话内容，然后转到新的通讯软件。移民成为市民开场白打招呼的热门题目，申请移民必备的“良民证”数字急升。

如果我们说，香港这个城市正处于“红白二事”的拉锯斗争，也不为过。官方张灯结彩，要市民齐心庆祝《港区国安法》的实施，并送上“定海神针”的横匾，是特区大喜事。

民间则认为是“一国两制”的“白事”，香港正式披麻戴孝，进入严冬死亡。

首先是“港人治港”正式死亡。回归以来，管治香港的幕前演员都是香港人，北京的意旨只会在幕后悄悄发功，不敢直接走到幕前。还记得2000年江泽民被香港记者追问是否“钦点董建华连任”，江泽民当年发了老大脾气，除了说记者“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之外，还有一句很重要，便是“闷声发大财”，代表过去北京对香港的政策，明明有许多操控干预，但顾及“一国两制”颜面，不敢走在镁光灯下，只能“闷声发大财”，宁让人知道不让人看到。

20年后，2020年的港版国安法，北京决定完全撕破“港人治港”的面纱，成立“国家安全公署”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前者直接由党官干部出任，署长是广东省委常委、曾以强硬手段处理乌坎事件的郑雁雄。后者“国安委”在一众特区官员包围下，特别安排了现任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担任“顾问”一职，并可以依港版国安法，依法列职国安会议。一下子，中联办由幕后走到台前直接列职特区会议，而党官出任国家安全公署，更是明正言顺，“监督指导协调支持特区维护国家安全职责”，党官堂而皇之的“监督指导”特区工作，相信邓小平当年的“港人治港”剧本从来没有这一幕设计。

过去香港人最警惕最反对的，便是“中央干预香港”；来到2020年，这已经变成既定事实，米已成炊。

可以想像，以后的特首权力进一步被分薄，一些单纯经济民生的事务仍可由特区自行负责，但一旦涉及政治议题，便由党官“指导监督”。而早在《港区国安法》推出前，公安部已经表明会指导香港警察“止暴制乱”工作，等于说，香港警队听命于公安部，所谓“港人治港”早已终结。

另一个改变香港的地方，便是“三权分立”变成“行政地位超然”。香港一直奉行英式“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互相制衡监督，香港回归后，立法的权力被步步吞并蚕蚀，“立法”一权已废亡。“司法”是香港“有险可守”的最后一著，但《港区国安法》把“司法”也推倒。先是审理《港区国安法》案件的法官由法庭指派变为特首委任，可以说“行政权”硬生生从“司法”口中夺得一口肥肉。然后在《港区国安法》43条的《实施细则》规定各种有机会觗触人权的政府行为，譬如授权警方搜查处所、窃听通信等等。权力来源也有所改变，香港本来的现行法例，都要求警方取得法庭搜令或得到法官同意才可进行，但《实施细则》把这些授权由司法机构手上抢走，交由行政长官决定。特首可以批准警方截取通讯，也可以毋须法庭搜令便由警务处长批准搜查私人住所。

即是说，港版国安法下，司法权“此消”，行政权“彼长”，警队也受益于行政权授意，水涨船高。

这个影响便是香港权力失衡，没有任何制约之力，《港区国安法》下的案件不受特区部门约束、也不受司法覆核制约。当审理国安案的司法人员也由行政机关指派，再加上由建制派把持的立法会，习近平当年提出的“三权合作”，完美展现。

或曰，只有涉及国安案件才会进入这种特殊情况，但“国家安全”龙门任意搬动，市民举起一张白纸抗议也遭受警方举起代表违反国安条例的紫旗威吓，泛民搞初选论坛，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居然说可能违反《港区国安法》。香港官员任意把“国家安全”演绎，定义随心所欲，也就是说，香港人的各种自由，随时被这个不受规管的国安法吞噬。

当特首说《港区国安法》是“定海神针”，可以令香港人安心，我想起“定海神针”的典故出处。《西游记》中孙悟空兵器“如意金钢棒”，正是由龙宫取得的宝贝“定海神针”变化而成。这个“定海神针”最大特色，便是任意变化、可长可短可粗可细，可以顶天立地，也可以缩细到变成一根绣花针，藏在耳内。任意演绎变化，刺痛香港人的神经，这是《港区国安法》这根“定海神针”的真正含意吗？

曾志豪是香港传媒人，从事电视和电台制作工作逾20年，是香港电台老牌时事讽刺节目《头条新闻》的主持人之一。《头条新闻》早前被当局裁定内容侮辱警察，于6月播出本季最后一集后停播检讨，暂时未有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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