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份历史决议

（德国之声中文网）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决议相当罕见。 1945年，毛泽东首次采用这种手段，与党内反对派算账，并确立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1981年，邓小平发起了另一项决议，旨在就文化大革命自省，并对毛泽东及其意识形态的历史作用进行评估。从这两个例子看来，这些都是战略共识文件。通过它们，部分领导精英坚持自己的立场，以抗衡竞争团体，从而塑造了一个新时代。前任党的领导人和重要事件从胜利者的角度得到了权威性的评价和历史论证。

第三份历史决议继承了这些传统，但没有对过去错误的原因进行分析，反而是将成功和凝聚力放在了优先位置。因此，此份新决议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随着习近平在2012年的上任，如何合理化新历史时期的建立，以及如何评价现在被认为已经完成的改革政治时代。第三份历史决议在这里试图取得平衡，它将过去分为四个 "伟大飞跃"，其中第三个飞跃恰好是习近平的三位前任领导人所带领下的中国经济崛起。这三人都作为当时党领导层代表被正面提及，但总体上与毛泽东和习近平相比，（其他人）扮演的角色相当有限。

这一积极的总体评价在文件最长的部分，即分为13个小节的第四章中，与习近平认为的他上任时党的灾难性局面形成鲜明对比。该段内容不点名指控当时领导不力，没有对党员进行约束，导致腐败、享乐主义和信仰丧失。在此处，这个经常显得长篇大论的决议出乎意料地具象化，主要依据习近平于2013年8月关于意识形态重要性的讲话。省略个别评估的理由见于习近平对文件的补充 "声明"，其中指出，改革时期已经在其他地方有了结论性的介绍，特别是他在2018年改革40周年的纪念讲话中。

鉴于对史诗般的成功和成就的列举，历史失败的背景消失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反右运动被一笔带过，对文化大革命 "完全错误 "的基本评价维持不变，没有再提到这些事件的结构或个人原因。这尤其适用于对个人崇拜的批评，即1981年决议的核心内容。 1989年的六四事件与成功控制自然灾害同时出现在一个段落中，任何希望党对自己当时的角色进行批判性自我反思的想法都不可避免地落空。

因此，该决议是一份比前两份决议在更大程度上将现状合法化的文件，并且也放眼不久的将来，也就是明年将召开的二十大。随之而来的书面资料和官方新闻发布会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两个确立"在此是居于首位的，确立了习近平作为党中央核心的作用。更广泛地说，确立了党的核心功能，并且，进一步确立了他的意识形态的领导作用。这是第三份历史决议所要传达的最重要信息。这一点得到了决议中一些段落的支持，这些段落明显跨越了人格崇拜的界限。习近平的政策被赞誉为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和 "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他本人体现了一种 "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 "和 "强烈的责任担当"。习近平是否会在此基础上寻求第三个任期，甚至恢复四十年前被废除的党中央主席职位，还有待观察。

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目的显然是利用该决议正式确立习近平的卓越地位。同时，该文件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确立在政治上哪些话是可以说的，这应该是为了应对复杂的现状，并为未来几年提供一个可管理的 "预期视野"。然而，该决议与复杂的、往往是偶然的发展过程的历史没有什么关系。方向似乎已经确定，新舵手牢牢地握住了方向盘。

本文作者Daniel Leese为德国弗莱堡大学汉学系教授，研究中国历史及政治、中国共产党史及中国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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