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铁链女”事件看中国与维权的距离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铁炼女事件”引发高度关注，经过冬奥后舆论依然未散去。民间舆论以及公民自发性的办案追查，被认为是促使官方进一步调查的重要原因之一。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2月23日发布“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处理情况通报，认定了杨某侠是小花梅、而非被怀疑的失踪女子李莹，小花梅是从云南被拐卖至江苏的。此外，十多名相关官员被惩处。董某民被以涉嫌虐待罪依法批捕。

开始言论管控？

与此同时，自上週四（2月17日）江苏省委省政府成立调查组后，连日却传出多起消息指，关注丰县事件的声音正受到官方压制。

像是​​日前披露杨某侠与董某民结婚证、指出巨大疑点的前《凤凰週刊》编委邓飞，週二（22日）称，有网友表示自己被徐州警方找上谈话，追查是不是她给邓飞发了结婚证照片。

除了披露结婚证照片者的身份受到官方“关切”，日前也有网络照片流出，案发地江苏徐州丰县董集村周围，围起了长长铁皮墙，外人难以进入。更早前，有中国记者前往董集村试图采訪，被以“疫情防控”之由禁止入村。

另外，中国知名独立书店“单向空间”杭州分店，曾摆设声援丰县事件的女性主义书单陈列桌，但在上週末却被撤下。有亲赴书店现场的网友拍照证实，看板已被撤换成另一张委婉写著“她的故事，无限阅读”的看板。网上流传，“单向空间”是被打电话“约谈”关切才撤下陈列桌看板。德国之声试图联系“单向空间”但未取得回应。

不只“单向空间”，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候选人、现任教于上海纽约大学分校，同时活跃于华文媒体圈的林垚，日前在推特上发出对话截图称，中国有“国内高校、电视台纷纷接到上级指示，禁谈丰县事件”。

长期关注中国网络审查封锁的非营利组织“GreatFire”週一（21日）也指出：“微博上提及徐州或丰县、被审查封锁的贴文，正在‘自由微博’上爆炸式成长。”自由微博是专门搜集被审查、删除的微博贴文的网站，其首页可以看到被封锁贴文的实时画面与热度排名。

种种迹象让许多舆论质疑：官方前脚才成立调查组承诺“全面彻查”，但是否后脚开始捂嘴舆论、压制热度？有中国网友讽刺：“这省级调查组的铁拳就是给力”、“调查组一出手就很‘稳’”。

由下而上的“公民办案” 舆论能持续多久？

“丰县铁链女的事，我觉得是我上网这么多年里，前所未有的，极其特殊的一次经历。”中国作家、在微博上有85万追踪者的“水木丁”表示，“从前这样的热点，很快就会消声觅迹。但是这一次，长达一个多月，被各大平台的热点，热搜一再降热度，人工屏蔽...它依然没有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甚至有“老调查记者自发去调查。网友们自发地去搜索各种资料，传递资料。在我几乎觉得已经要盖棺定论的时候，又看到新的线索。”

铁炼女事件被披露后，许多网友、媒体人自发性地追查办案，或前往当地声援。比如：披露董杨结婚证的邓飞；《云南信息报》前调查记者铁木、马萨前往小花梅故乡实地访查，撰写〈寻找小花梅〉报道（该报道在中国已被大量删除）；两名关注女权的声援者，前往丰县希望探视八孩母亲（两人在当地被派出首拘留，一度下落不明，直到18日才于微博发文报平安）。

铁炼女事件为何能在官方压制下，持续获得大量舆论关注、甚至促使民众自发追查？除了因为官方通报疑点重重、失去公信力，中国国内的正规媒体几乎无人报道之外，长期关注中国妇女权益的女权运动人士吕频告诉《德国之声》，如今在中国，社会事件要引发关注“门槛变得越来越高”，“发生在一个县的事情，震动了整个中国”，首先是因为八孩母亲“极其残酷、非人间的遭遇，唤起了许多人的共情。”

吕频说，小花梅事件就像中国社会在官方压制之下，寻找破口的一个“引爆点”，虽然事件“本身是极端的，但很多人感同身受。”盡管他们未必是社会底层的女性、未必有类似经历，但这次事件戳穿了“表面上的岁月静好，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安全感的缺失。”她说，中国女性在“日常生活的安全感是极差的，面对暴力的威胁，很难得到保障。”而这种不安全感的投射、对于残酷犯罪的愤怒，“让人们感到不得不去做点什么”。

但在中国官方近日疑似升级压制舆论之下，舆论能否持续？她说，中国“一直在控制舆论，但也不断让步”，一次次地发出官方通告其实就是一种让步，政府其实也“承认大家对这次事件的讨论是有正当性的。”但中国采取的是一种“外松内紧”的策略，表面上关注调查，但另一方面威阻声援与自愿追查者。“不了了之对政府来说，是最佳解方。”

中国妇女拐卖问题

中国的妇女拐卖问题长期缺乏详实透明的官方统计数字。2015年，中国官媒《中新网》报道，公案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称，中国现在“接近于天下无拐”，“国内的女性被拐卖到别的地方给人做老婆，这种发案也很少。”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年中国拐卖妇女儿童立案数为4,571起，占该年刑事立案1％。

山东女子学院妇女研究与发展中心教授陈业强，在2010年后多次前往云南福贡县——也就是小花梅故乡所在地——进行田调，其后出版《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一书。书中提到，2010年至2012年间，当地妇女拐卖的介绍费比起近15年前翻涨至2,000至3,000人民币，彩礼则涨至3万至6万。

妇女拐卖除了牵涉利益与经济问题，综合陈业强、中国知名社会学者王金玲等学者的说法，也与一胎化政策导致的性别比失衡有关，并在传统的结婚嫁娶、生儿育女观念的驱使下，形成了从“外地”拐卖婚迁妇女到“当地”的人口贩运现象。

吕频则表示，单就小花梅事件其实很难直接判断中国妇女拐卖问题实际情形。她说，中国妇女拐卖问题与中国社会变化有关，比如改革开放后的人口流动，让人们更容易进入原本交通不易达的云贵地区，加上为了“满足父权对于家庭的需求、对于女性无酬劳动的需求”，种种复杂因素之下形成当代中国妇女拐卖问题。

当“中国社会在往前走， 一些人被牺牲遗忘”，如小花梅这样的“底层女性的创伤一直没有被解决。”吕频说。

根据中国媒体《看看新闻》引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根据1,038份裁判文书的分析统计显示，中国被拐妇女年龄主要集中于14岁至30岁之间。其中，超过25%的受害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而拐卖妇女相关犯罪案件中，近九成案件涉及强奸、强迫卖淫等行为。

罪与罚的修法可能？

关注铁炼女事件的另一种民间声音，还来自于修法讨论。

根据中国《刑法》，拐卖妇女儿童罪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拐骗、收买、贩卖、欺诈、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其中，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明定犯下拐卖妇女儿童罪者，“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者，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性，甚至死刑；第241条规定：如不考虑其他强奸等重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罗翔曾讽刺表示：买一名女子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但买一只鹦鹉判刑是五年以下，“妳连鹦鹉都比不上阿，因为鹦鹉都比妳贵阿。”

罗翔指出，拐卖妇女罪相较于其他犯罪情节严重的罪行，罪行那么轻，“立法者或许是考虑到我国口买卖的悠久‘国情’。在一些地方，帮老光棍购买女性解决婚配问题，是要举全村之力才能办到的事情——人人有责，导致人人无责。”而妇女拐卖罪对卖方处罚严格，但对买方处罚较轻，罗翔也呼吁应修法使“买卖同罪”。

对于部分法律人士呼吁的修法意见，週二（22日），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在接受中国《财新网》专访时表示，“他已将‘严厉打击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罪的建议’写成材料提交中央有关部门，也会在全国‘两会’上作为提案提交。”但其建议细节未知。

与此同时，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近来将迎接1992年以来的一次大修订。自去年底（2021年12月）自今年初，中国官方曾向民间公开征集意见。官方称，该法的修订草案征集到的意见数，“在同时期征集意见的法律修订草案中遥遥领先”，足见民间对妇女权益的关注程度。

盡管有网友期待《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能回应舆论，进一步处理妇女拐卖问题，但根据目前的修订版本，这次修订仅增加了关于职场性别歧视、性骚扰等内容，现行版本中行文笼统、惩戒不明的妇女拐卖相关内容，则未有明显修订。

对此，吕频指出，《妇女权益保障法》虽然打开了一个空间让人们可以公开讨论、表示他们对妇女权益的关心，但更多像是个象征性的法律。

追求真相与女权空间剩多少？

有中国网友质疑，《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3条规定：“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可以向妇女组织投诉，妇女组织应当维护被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有权要求并协助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查处。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依法查处，并予以答復。”但连日来，丰县事件舆论沸腾，却几乎不见妇联踪影。

对此，吕频解释，妇联是一个非民间的组织，在习近平上任以后“妇联被边缘化，现在的位置比以往更尴尬”，虽然具有象征性，但功能主要还是维稳。比起解决冲突与问题，更多是在“消灭（维权）反抗的衝动”。

此外，“中国现在很难有社会运动”，只能以自发、分散的、甚至有创意的方式去声援。比如这次“单向空间”杭州店的陈列桌事件，“这么小的声援也能引发关切”，也是因为“其他更强烈的抗争被消失了。”

吕频指出，“收紧管制一直是政府的大势所趋，政府应该会持续加强管控，很难期望一个个案能够阻止政府的管控加强。”尤其现在在中国，“没有一个可持续性的（运动）能量，人们已经无法联系起来，也没有可行的行动议程，更别说政治化了。很难抱有期待。”但吕频也强调，如丰县事件一样，“被个案所触发的反抗其实很重要，因为这说明了社会是不甘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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