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评述：中国改革遭遇左派狙击

此前，物权法的起草已经酝酿十年，在本届人大也上下反复讨论、修改了四年，作为一部全面保障私有财产权的法律草案，本来有望成为中国改革25年以及中国法治建设的一座里程碑。但不久前，一位鲜有人知的北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授”巩献田上书人大，质疑这部法律草案有违“社会主义宪法精神”。这是继郎咸平、刘国光早先分别挑战中国主流经济学之后，左派阵营对中国政学界日益上升的“政法系”的第一次阻击。

为此，2月25日，北京法学界有关专家在人民大学召开了一次研讨会，正式回应了来自左派保守阵营的攻击。虽然在许多中国法学家看来，巩献田的文章充斥着逻辑混乱、陈辞滥调，有恍若隔世之感，但几乎成功地迫使人大在审议物权法的议程上回到了四年前的原点，极尽凸显中国立法机构其民意代表性如何之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滞后、以及陈旧的意识形态如何在在阻碍着中国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改革进程。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中心主任蔡定剑教授说，中国现行宪法有足够的弹性，讨论中的物权法草案与之并无冲突。他对德国之声记者表示，他的研究同样非常关注心社会公正问题，但是，“巩献田关注的社会公正与否并不仅是结果问题，而是制度保障问题，即实现社会公正的程序问题。”曾经以1992市场经济改革社论名动一时的“皇甫平”，近日也在中国媒体现身，坦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滞后，造成改革失去方向和动力，暗示14年后中国改革再度面临根本选择。

但是，作为中国顶尖的人大制度专家，蔡定剑更尖锐的指出，司法上的程序正义固然重要，中国在这几年也取得了相当进展；但是，政治程序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大的立法效率低下，已经妨碍了社会公正的制度建设，比如关系到中国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物权法的通过。

此间分析家也注意到，作为中国仅有的合法民意代表机构，其立法规划竟然被一纸缺乏充分依据的文章所动摇，不仅证明了这一机构民意代表性的不足和立法程序上的随意性，更暴露了当下中国政治气候的左倾和保守；而且，这一保守的政治气候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共高层仍然坚守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

对于当下中国，经济政策上崇尚新自由主义、而意识形态偏向保守、同时社会和政治控制维持威权――构成了一个“晚期威权主义”体制，在1989之后成功维持了政权，虽然缓慢而被动，却也促进了政经分离的若干改革，承认并加入了国际秩序。胡温政府接手以来，尽管尝试了各种理论可能，包括欧洲式的社会民主道路、党内民主先行、以及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等等，在国际和国内社会的压力下，在社保、教育、人权等方面做出了一些具体改革，但是政治层面的改革停留在“只闻楼梯响，未见人下来”。中国第四代领导层意识形态趋于极端保守，甚至以朝鲜、古巴为师，正在对中国总体改革产生实质性的“倒车效应”，也唤醒了许多极左“僵尸”。

一时间，中国威权体制下原本脆弱的协商政治空间被保守话语栓塞，原本有限的改革共识随之淹没，更为迫切的政治体制改革则被搁置，中国晚期威权所追求并依赖的“法治政府”也因此困在意识形态保守教条的铁笼中。外界因此很难想象中国高层能够推出任何有想象力的全盘改革计划，未来的任何创新或者改革可能更多的是偶然之举。

上海著名自由派学者朱学勤日前接受德国之声记者访问时表示，“中国的改革宁快勿慢，宁改勿停”，否则，后果难料。

吴强（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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