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译者贝茨-让德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学

德国之声：您是怎样走上中文作品翻译之路的呢？

贝茨：其实我当初并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去翻译中文作品。我大学学的是汉学专业，我一直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也幻想着有一天能到中国去学习、生活。八十年代，我开始读大学的时候，德国社会出现了一股"中国热"，当时德国人对中国的兴趣要远远超过现在，关注中国文学的人也更多。我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开始汉学专业的学习的，我是先学古文经典，后来才开始学习现代汉语。当时就会经常接触到翻译工作，比如翻译《易经》和《诗经》等等。我的硕士毕业考试选题是唐诗，而硕士论文的主题则是中国的朦胧诗。总之，大学时代，我就做过很多翻译工作，比如翻译朦胧诗和中国后现代诗歌等等。

不过，当时做翻译，只是学习和爱好而已，并没有想过做一名职业的文学翻译家。结束大学学业后，我先后在日本和阿根廷生活过几年时间，学习日语和探戈，后来还在企业界做了五年的国际项目协调。再后来，我决定去法兰克福大学攻读汉学博士。博士毕业后，我先后在法兰克福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但很遗憾，这两份工作都没有得到续聘，中文作品的翻译就渐渐成了我的全职工作。尤其是2009年，中国是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这之后找我翻译中文作品的出版社也越来越多。

德国之声：您刚才说，八十年代，德国社会对中国的兴趣要远远大于现在。这种说法有点令人意外，八十年代，中国还比较落后，而现在，中国已经成了具有巨大政治经济影响力的的世界强国。德国社会对中国、对中国文学的关注，现在不是应当更大吗？

贝茨：我倒不觉得这一点令人意外，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变革中的中国，很多近现代中国文学作品，包括矛盾、老舍、莫言被介绍到德国，张艺谋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金熊奖。我觉得，当时的中国给人更多的是更为积极的联想：改革、开放、革新等等，中国让人感到新奇。而现在，很多人想到中国时，首先会联想到新闻审查、压制、缺乏自由等等。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去读来自中国的文学作品，比如刘慈欣的作品。总体而言，在德国，在西方，在整个世界，人们对中国的了解还是太少。相比之下，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要深入得多，这也是我希望通过我的翻译工作、讲座活动，想要改变的一个现状。

德国之声：现在中德经济往来密切，民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中国文学在德国的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是不是也在不断提升呢？

贝茨：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开始快速发展时，确实也对扩大中国文学在西方的影响力起到了促进作用。不过，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尽管中国的政治经济力在快速扩展，但相比之下，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的热情却并没有同步提高。比如，我也会给一些即将被派往中国工作的德国高管们提供关于中国文化的培训课程，但至于这些人是不是也会去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我就没有把握了。总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会对提升对该国文化的认可度有帮助，但帮助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德国之声：德文和中文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您是怎么做到让德语读者最终获得和中文母语读者同样的感受呢？

贝茨：最重要的一点，一定不能拘泥于原文，比如翻译中文作品的一段笑话时，重要的不是对原文一对一的翻译，而是要让德语读者也找得到笑点。比如，我翻译《射雕英雄传》时，黄药师嘲讽周伯通"走不动"，在中文里周伯通和'走不动'是谐音，但音译成德语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了，所以，我就翻成了 Zou Kuh Dong, 看上去仍是中文名字，而Kuh在德语里是母牛的意思，这样这个名字在德语里也就表现出了"走不动"的效果。

德国之声：正如您刚才讲到的，翻译工作有时就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您付出这么多的辛勤劳作，让德国读者有机会领略金庸、莫言的文采，但您的名字只会出现在德文版作品封底的小角落里，这会不会太不公平？

贝茨：译者的工作还是受到认可的，比如我经常会被邀请参加一些有关中国文学作品的讲座，中国作家又不能经常来德国，所以译者就经常成了这些作家的代言人。现在，一些中小型出版社已经会把译者的名字也印在封面上，但大型出版社还没有这样做。我认为，这一点应当改变，毕竟这是对译者的尊重，也让读者更容易选择。

德国之声：已经有两位中文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高行健和莫言。作为翻译家，您认为，下一位获奖的中文作家会是谁呢？

贝茨：我觉得，短期内中国作家获奖的机会可能不大，因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定时，近年来也会考虑政治、种族和区域的均衡。如果问到我的热门人选，那我认为阎连科最有希望。不过，谁都无法预测诺贝尔奖。我觉得金庸最应该获得诺贝尔奖，可惜他已经去世了，诺奖只会颁发给在世的作家。另外，香港作家西西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如果她仍在世，也应有机会问鼎诺贝尔奖。翻译西西的作品，也让我获得了德国布莱姆翻译奖（Helmut M. Braem-Übersetzerpreis）。

德国之声：您不仅翻译中国大陆的文学作品，也会翻译来自台湾香港的作品。中港台三地的文学作品风格上有区别吗？

贝茨：区别在于审查制度。不过，我认为，人们讨论中国大陆的审查制度时有些夸大，其实中国出版书籍的数量也是非常庞大的，当然有些禁忌话题是不能触碰的。台湾的文学圈当然要自由得多。我个人感觉是，台湾文学更侧重现代社会的话题，而中国大陆的文学则是历史题材偏多，比如文革、20世纪、农民的贫苦生活等等，涉及现代城市生活的作品相对较少，比如涉及现代社会的两性生活，同性恋等的题材。而在台湾这类题材的作品就很多。

德国之声：您现在正在参观法兰克福书展， 来自中港台的书商阵营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贝茨：我很高兴看到有很多中国出版社参加了这次法兰克福书展，中国的展台非常大，不过，我觉得，中国展台如果能多做一些英文广告就更好了。我懂中文，没有英文广告对我不是一个问题，但对不懂中文的人来说，中国展台就没有太大吸引力了。相比之下，台湾的展台上，有大幅的作者肖像，有详尽的英文介绍，这样就很容易让参观者产生亲切感。在如何扩大中文作品在德国的知名度方面，我有一些很好的想法，我很欢迎中国出版社来和我做这方面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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