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经济下行与政治集权的双重压力

德国之声：本次人大会议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通过十三五规划。在李克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大家关心的内容主要也是围绕经济和民生。从李克强的表态看，他充满信心，尤其提到释放市场的活力。但释放市场活力与中国政府作出严格、周密的规划是否本身就是一对矛盾。规划和理想是否能统一起来？

吴强：是的，从十三五规划这种计划经济的遗产形态来说，和市场就存在相当的冲突。而且这次市场规划是习近平主导的一次规划，据说李克强在其中并没有扮演完全的领导角色。这跟往年不同。经济和政治、市场和政治的关系怎么处理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在以国家为主体，以产业经济为中心的规划体系之下，这次两会所透露出的信号以及两会的气氛确实是有些悖论性的矛盾。一方面这次两会在政治上呈现了一种集中化的趋势，政治越来越集权化，另一方面，经济整个贯穿着下行的气氛，比如说两会期间双鸭山（黑龙江）爆发的大规模工人抗议以及李克强自己所承认的担心经济会不会突破6.5%的下限等等。人们对规划所担心的就是经济下行跟政治权力集中上行两者之间的分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才关心十三五计划和市场的创新是否能结合起来。

李克强强调的市场活力指的是创新的部分。也就是用创新的部分来减缓包括东北、山西、内地大量的老旧工业、产能过剩的出口行业以及水泥、建材、钢材这些基础设施制造业、传统行业的下降。而市场创新能否抵消习近平所主导的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缩减传统产业所造成的产业衰退，这才是所有人要关心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面临的是多重挑战：经济下行、政治集权。而且十三五规划本身就不能全面贯彻李克强所主导的市场活力、市场创新的思想。因此，在多方面压力的情况下，李克强在今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所透露出来的信心以及所给予的政策并不是很让人信服，而仍然是让人很担心的。因为中国经济的下行似乎已从多方面表现出来了。

德国之声：这种担心也是基于中央怎么想、地方怎么想以及地方怎么实施之间是有差距的。比如供给侧改革。

吴强：是。供给侧改革在两会上谈得并不多，但却是两会地方代表压力最大、矛盾最多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被带到了中央，却不敢在两会上过多谈论。因为它是习近平干预的一个经济思想。人们寄希望于十三五或者是李克强能提出一个反制性或者能促进市场活力，给地方政府松绑的平衡性的政策。但在记者会上我们没有看到更多正面的消息，只看到在劳保方面，李克强终于做了一个表态，允许地方企业在提取五险一金、社保方面灵活调整。这是在地方政府巨大压力下的一个调整。也许会有一定效果，也是地方政府所乐见的。但这个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并不触及产业结构以及地方所关心的过剩产能、产业如何面对供给侧的紧缩、去库存压力的问题。

目前看不出李克强的经济政策能对供给侧有何直接的帮助，李克强只是不断提倡所谓增量的改革、鼓励创业、给中小企业更多贷款支持、更多扶持。但这样一种转型也需要地方政府予以积极配合，拿出真枪实弹予以支持。然而在地方财政已经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对于唤起市场活力，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创新有多大激励，其实是最不确定的一点。地方政府已陷入传统的以GDP衡量绩效的体系中，绩效如何与市场创新密切挂钩，在中共体制之下其实是最大的纠结，很难衡量。

德国之声：棚户区改造曾是李克强激励推行的政策。在记者会上，他把城镇化推进作为推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动力。但今年我们看到，一线城市房价大涨，二线以下城市仍然是库存积压。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吴强：城镇化是李克强一上台，过去三年里反复强调的问题，但最近这个声音已经小了很多。因为地方政府城镇化的积极性要比中央更强。通过房地产，通过土地置换，地方政府能够获得相当的土地收益。但实际上现在已经出现了过度城镇化的趋势。这和李克强的棚户区改造是两回事。李克强的棚户区改造是针对工矿区，是为经济下行做准备的安抚性的改造，是由中央财政直接拨款来进行的，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维稳性的财政安置措施，跟城镇化没有直接关联，但可以被地方政府统一规划到城镇化当中。地方政府关心的城镇化是土地置换，农民腾出土地进行城镇化，目前为止，这个速度已经过快，以至于没有足够的购买力来消耗这部分增长过快的房地产。这是地方城镇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地方可能面临财政枯竭的问题。东三省、内地的传统产业区，所谓三四线城市已经出现了过量供给的问题。城镇化是否还能以现在这种方式进行，所有人都很怀疑。城镇化真要进行，是需要方向调整的问题，需要长期的产业政策调整，国民收入政策的调整。后者在十三五规划中没有清晰看到。这一规划仍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国民收入为中心。

德国之声：所以现在所谓内需拉动经济也不再是热词了，是吧？

吴强：是的。这是中国经济政策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中央盯着国民的储蓄，这些储蓄余额在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流动。通过房地产发展、城镇化、股票市场的震荡来吸收居民的储蓄。另一方面，全国的国民收入仍然处于相当低的水平。无论是阶级收入平等化、还是从内需发展来说，我认为都需要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而不是现在以产业和资本为中心的十三五规划。规划应该以国民收入为中心，然后才能有内需。

德国之声：工资收入的提高也会影响到生产成本增加，影响到出口，而创新着一块又不能完全跟上。除了煤钢企业大量裁员外，传统的服务业也受到很大冲击。在这些方面，中国政府有什么全面规划？

吴强：从十三五规划中可以看到政府开始重视老年产业、健康产业，鼓励服务业创新，包括李克强提到的互联网+也是偏向服务业。中国过去三年的互联网热潮中，大部分是在服务业领域，而不是在技术领域。互联网对服务业是有很大贡献的，而且也是未来一个可行的方向。但是服务业的发展也是要依赖实体经济的平稳转型，将以出口为导向的传统经济以及过去以重工业为导向的经济转型，把劳动力要素通过城镇化方式有效集结、配置，变成有效的服务业的消费群体和服务群体。这是极其复杂的问题。在这个方面，仅仅是政府设想、主导是很难做到的，需要巨大的市场自由才可能实现这一点。中国目前最缺乏的就是足够的市场自由，与市场自由相配套的财产的权利保障，特别是私有财产的权利保障，以及司法制度的改革。也就是用司法保障促进包括智慧产业、服务业为主的转型。

德国之声：李克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是否来源于认为中央财政有足够实力来做到平稳过渡？

吴强：这是不能的。在习李政权之前的10年，城镇化是通过农民出售土地给新兴中产阶级，完成土地与金钱的利益交换，这是经济上升期能够完成的，经济更多依赖出口、生产、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在两会之后，所有的消息都是中国经济开始下行。无论是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都面临着萎缩。过去传统的阶级之间的利益交换已经很难继续，必须开拓新的方式，也就是全民受益的方式。目前并看不到这一点。

德国之声：你刚才说这次人大会议气氛处于被压抑状态，为什么？

吴强：一是权力的集中。两会之前大家就在关心"习核心"的提法是否会落实，虽然说从政协主席、人大委员长的闭幕词上我们看到这个提法还没有那么突出。第二是经济下行。所有地方来的代表都带着地方的很多问题，但在权力集中化以及反腐运动巨大的压力下又不敢畅所欲言。黑龙江省长陆昊带来的负面的消息对他们的言行更是起了很大阻吓作用。权力上行和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让本来就是投票花瓶的两会代表不可能有更多畅所欲言的空间。从去年开始，个人崇拜以及对媒体等各方面的整肃都在消灭各种各样的公共空间和话语空间，对两会代表，尤其是其中有开明意识的代表，杀伤力是巨大的。

德国之声：什么时候能够看出规划制定的目标是否能够完成，中国经济今后是否还能四平八稳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吴强：我个人认为十三五规划是在为经济下行，为产业调整做准备。当然，最艰难困苦的时代可能才刚刚开始。整整一代人在过去25年或更长时间段经历了经济不断繁荣上升，只短暂经历了1989至1992年经济的调整下降。但未来大家可能不知如何来面对经济往下走、衰退的情形，这可能目前都不确定的事。人们不知道如何应对，对经济下行并没有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德国之声致力于为您提供客观中立的新闻报道，以及展现多种角度的评论分析。文中评论及分析仅代表作者或专家个人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