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初步贸协有助于稳定中国产业链

(德国之声中文网) 德国之声:怎么看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沈凌:应该是一个好事情。至少我们努力这么长时间，最后有一个成果。不管这个成果大还是小，总是比没有好。因为任何贸易协定的签署， 对双方来讲都是双赢的。不是双赢的话，也不会有人签署。所谓的赢和输讲的是成果大小的问题。能够签订一个协议总是比没有好。这个也是这一段时间金融市场对此有很好反应的原因所在。

德国之声:中方承诺扩大进口2千亿美元商品。未来中国会向美国购买5百亿美元农产品。中国市场是不是有这么大的内需?

沈凌:这个应该不是问题。第一个，我们现在本来就是有这么大的需求。你从2017年的进出口贸易数字就可以看到。因为我们现在回过来是要回到2017年的基础上再加2千亿。你看到2017年的规模就可以知道，数字并不是很大。

第二个，加的话也不是说让中国的财政部或者说让中国发改委出面去向美国人买这么多东西。我看了那个条款，他其实还是要求我们中国的微观经济主体，市场这个条件的基础上去购买美国的产品。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宏观调控的问题。怎么调控呢?中国总的这个市场对外的进出口需求，无论是农产品或制产品，我们有那么大需求。现在的话无非就是买巴西的大豆呢?阿根廷的大豆呢?还是买美国大豆的问题。如果美国的大豆价格合适的话，我们无非把订单转到美国去。所以实际上是一个转移购买的问题。不存在说是要中国人再多吃2千亿美金或5百亿美金大豆的问题。

德国之声:这一阶段美方没有撤销任何的关税，甚至讲得很明白是要把关税当作下一阶段的筹码?这方面会不会有点不太公平?

沈凌:怎么就讲公平呢?我一直觉得贸易战有点莫名其妙。为什么呢?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很多要求，比方说要求对国营企业的干预不能那么多，我们对技术转让不能有强制的要求，我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要加强，像这一类的要求并不应该是美国对我们中国的要求，而是中国本身对于我们经济增长所需要进行的制度性的改革。

反过来讲也是一样的，中国对这些农产品的进口，对于外需的增加，也是我们本来就应该有的，不应该是说是为满足美国的一些要求。在这一点上面不是说像我们原先认为的这样，好像美国挥舞着关税大棒在进行一些对我们制度的要求，这些变革都是对中国不利对美国有利的，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市场化进行的制度改革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的需求。

美国的关税你说他减的幅度比较小，这个的确是有害于我们的市场经济。这也不仅仅是有害于中国的经济。因为关税的提高，对美国消费者的利益损失也是一样的，对中国生产者的利益损失也是一样的。双方都是有损失。就是看我们的弹性，能不能在美国加关税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中国的生产。我们生产链仍然放在中国。如果我们大部分的生产链仍然放在中国的话，必然美国消费者要承担关税的一部份，甚至大部份。如果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产品转到其他国家去，那么可能是中国的损失比较大，美国的损失比较小一点。

但也不是说美国得便宜了，美国还是有损失。比方说中国的鞋产或者服装厂转到越南去了，这个并不是说美国的消费者就占便宜了。因为之所以这个厂商原先愿意在中国生产而不是在越南生产，就是因为在中国生产是更好便宜。但现在是不得不转到越南去了，那么对美国消费者有什么好处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处。

关税的增加是两败俱伤的事情，无非就是中国的产业链到底有多强、有多韧，能不能够在关税的基础上坚持的住。所以我们现在讲关税要由升转降，能够给大家一个预期，说未来我们关税不会在往上涨了，一定是往下调的。只不过调的多和少、慢和快的问题。这样一来的话，对稳定中国的生产链是有好处的。一些工厂不会说我们一定要急着转到越南、印度尼西亚去了，因为未来关税还会继续上涨，未来的利润一定是走下坡路的。现在没有这种预期的时候，对于稳定中国的生产链是有好处的。

德国之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订对中国未来2020年的经济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沈凌:2020应该说是比2019好。撇开贸易战看增长率的话，我们也已经看到过去7、8年，从2009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值是下滑的，一直是在转型升级的痛苦过程中间。2018年开始，受到美国贸易战的影响，雪上加霜。我们预期会变得更糟糕，觉得在2019年会有很糟糕的结果。但是现在来看，至少我们在外部贸易环境上面，获得了一定喘息。

像我们内部的话，对改革的共识也比以前更加强而不是减弱。从2018 年到2019年这两年中间，中央政府对于民营资本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两年中间特别强调了民营资本的经济增加的地位。希望外部环境衝击的减弱，和内部改革的共识增加，能够使得后面的经济有所好转。任何的下降总有一个谷底、有承受率的问题。

这个对中央政府来讲，可能最关键的是看承受率，也就是经济增长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能不能满足我们增长的需要。现在来看的话，这一点压力愈来愈小。因为我们的人口进入劳动力的数字增幅在减少。我们经济增长如果能够满足这一点，就可以寻找到在中等收入阶段所需要的增长率。

德国之声:对于接下来第二阶段或是第三阶段的谈判是乐观的吗?

沈凌:对于高层的这个意思我也掌握不了。但是从一般经济学的常识去判断的话，我想(执行和监管)机制的建立应有助于双方达成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协议。我一直强调，跟美国的贸易战也好，技术战也好。最重要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国内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这些机制是对以前的改进。美国要退出WTO就是因为WTO争端解决的机制太慢了，太没有效率了，希望这个机制有所创新。如果在这一点上面能看到成果的话，这个是皆大欢喜的事情，有利于美国人保护他的知识产权，同时也能促进中国的技术创新。中国人也不笨，在同样知识产需要保护的机制情况下，为什么中国人就不会有更多的创新? 我们的人是他们的15倍，我们的创造力也是他们的15倍。过去实在是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保护太弱了。

沈凌，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现执教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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