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伟大的试验 - 中国、中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近30年之后，中国哪里还有社会主义的痕迹？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是否是西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呢？

欧盟驻中国商会主席武特克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中国不是我们所指的市场经济，有相关的法律和规定大家遵守。大型国营企业就不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他们像是国中之国。中国目前大约有160家这样的公司，一般是在石油、电讯这些敏感领域。另外还有真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同时党又无处不在。工会也受到党的控制。我的印象是，中国目前的体制是曼彻斯特式资本主义加上列宁主义的政党体系。”

武特克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仍然掌控着中国的核心部门，但距离北京越远，共产党中央的影响力就越小。2002年，江泽民将共产党对私营企业家开放，这是一个非常大胆和明智的决定，顺应了中国的发展现实。但共产党要控制所有的生活领域已不可能。

在德国“世界报”驻京记者埃尔灵看来，中国体制的最大弊端是缺乏三权分立：“经济领域中也没有，没有工会，没有劳资谈判。所以共产党就必须扮演最高法官的角色。它必须不断地对社会现实做出反应，比如社会公正问题，现在共产党又把环境保护写入了党章。这样的机制目前还能运转，因为共产党不试图将历史倒转。但更好的当然是实现三权分立，这样体制中的失误能够更快地被发现。”

共产党已经放弃了对很多社会领域的监控，当然对民间反对派的形成，政府毫不留情地加以干涉。党内的理论家也在考虑，在哪些方面，共产党必须保持权力垄断。

对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保住其权力地位。

在欧盟驻中国商会主席武特克看来，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是稳固的：“中国共产党的可信度在于过去20多年里使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子越来越好。共产党向人民表明了，它懂得管理经济，保障社会治安，并允许一定程度的开放。这使它在民众当中有威信，尽管它不是民主选举出来的。如果自由选举的话，大多数人可能也会投共产党的票。对共产党来说，重要的是组建一个有能力驾驭中国目前复杂局势的政府。党和政府不是一对一的。比如中国政府中现在有两位部长不是共产党员，卫生部长和科技部长，因为他们有才干。所以，共产党也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开放如此迅速，需要越来越多的专家管理。但又不能忘记党是领导一切的。”

回顾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埃尔灵说，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一个人过河，不知道河水有多深，他必须一块石头、一块石头摸索着向前。但邓小平没说在这一过程中也有滑倒、栽进河里的危险。邓小平认为党是强大无比的，可以做任何的尝试。比如90年他说开放股市，如果发现错误，第二天就可以关掉。但是现在，中国已完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国政府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蕴藏着不可逆转的风险。”

在惊叹中国发展的同时，不应忘记中国周边的国家与地区。与30年前相比，日本、韩国和台湾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武特克说：“目前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台湾、韩国、日本模式的翻版，只是规模要大得多。日本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韩国则更是一个很小的省份。这三个国家和地区也都曾经是一党专治，也曾经是农业占主导的社会。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滞后20年，目前中国每年将其人口的百分之一城市化。等于每年新建一个纽约市。今后20年还会继续下去。有朝一日，中国也会发展到台湾、日本、韩国的水平，完全城市化的、人均收入想到高的社会。问题只是，到那个时候，共产党将何去何从？”

腐败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一颗定时炸弹。这源自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中国的社会传统？

“世界报”驻京记者埃尔灵认为，两者兼而有之：“中国目前致富的可能性很多，也为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与我们在德国对腐败的理解完全不同，不是用几百欧元换一本护照。在中国可以用土地作交易。你通过与某些官员的关系，得到对土地的支配权，就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这给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武特克对中国腐败问题的看法是：“中国并非一个本质上腐败的社会。中国的发展模式使经济得到了飞速增长，腐败只是一个附带产品。根治腐败的关键是要有一套透明的体制。但透明度不是中国领导层中每个人都希望实现的目标。”

回顾中国过去的30年，不能不提六四。“六四”对中国来说是个转折点吗？

埃尔灵说：“我总是避免使用转折点这个词。六四是中国人的噩梦，是中国人没有愈合的伤口。中国目前仍然没有为六四平反的前提条件。但我不认为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对很多学生、学者来说，六四是一场深深的失望。他们对政治改革的希望落了空。但中国很快就以规模浩大的经济攻势掩盖了这一伤痛。”

六四之后不久，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中国意识到，社会主义并非千年江山。中国当时确立了江泽民的领导地位，但他也没有全力推动经济改革。在武特克看来，六四之后的几年显示了邓小平的伟大：“邓小平南巡，明确说致富光荣。江泽民这才支持改革路线。邓小平认识到，如果中国不走上经济健康发展的道路就将是死路一条。必须让中国人感受到日子一年比一年好。邓小平也确实做到了。”

对埃尔灵来说，邓小平一方面应当对六四负责，另一方面，他的实用主义政治给中国的外交带来了一片海阔天空。他的头脑中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禁锢。就在六四之后中国内政上噤若寒蝉之时，邓小平在坚决主张经济开放的同时，在外交上也打破了一系列禁忌，比如与韩国、以色列建交，鼓励台商去大陆投资，这在89年之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延续至今，中国经济生活当中还有意识形态的痕迹吗？

武特克认为：“经济生活中的意识形态表现在中国政府仍然认为，核心经济部门必须受到保护，使它们不受外国竞争者的威胁。中国经济这50年是从无到有，但两百年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20%到30%。所以现在中国的崛起应当说是重新崛起，他们决心培养自己的名牌企业，并让他们到海外去拓展。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免与全球经济体系发生冲突。很多人会说，这完全应当由市场来调节，为什么要确立某些企业的垄断地位呢？”

总体来说，中国经济不再受意识形态的约束，60%到70%已是私营经济，但核心领域仍受国家控制。而且国家刻意培植自己的大型康采恩。这是中国经济中仅存的意识形态。

埃尔灵认为，中国维护这一意识形态的工具是爱国主义：“我不愿意使用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中国人为他们的成就感到自豪，就像刚才武特克说的是重新崛起，中国人的说法是民族觉醒。他们要洗清过去100年中遭受的耻辱，抛弃自卑感。在这方面，有时难免过了头。”

近年来，爱国主义成了中国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之一。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最根本的任务是维护其统治地位。那么反过来，共产党目前非常担心其统治地位受到威胁吗？

欧盟驻中国商会主席武特克说：“如果害怕的话，这也是很正常的。德国的基民盟和社民党不是也很害怕坐在野党的冷板凳吗？其实，共产党不担心丧失执政地位，因为目前中国除了共产党别无选择，而且共产党做得也很成功，中国大多数人的日子越过越好。他们可以告诉国人，8%到10%的增长率还能保持10到15年。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管理这样的高速增长，如何应对城市中产阶层的期望。他们会对政府说，我们现在缴纳更高的税，我们拥有良好的教育，我们去了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我们现在希望有更多的发言权。”

市场自由和资本主义经济会自动导致民主化吗？

埃尔灵认为，中国迄今的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与民主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他认为：“市场自由和资本主义为人们争取民主创造了条件。如果民众为此而抗争，那么我们就迎来了民主化。中国也是如此。比如每个企业家都希望得到他所需要的信息。要想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他必须得到未经过滤的信息。所以他会要求政府取消越来越多的限制，这就是走向民主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