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德国记者看中国（二）：30年后，中国仍不是我家

德国之声：您曾经在一次谈话活动中说过，您并不怀念过去那个中国。

埃林：那一次我曾经谈到我跟中国打了40多年的交道，但我不会总是回顾过去说，那时有多好。这不是我的方式。将过去与今天的发展做比较，总是不大容易的。如果要比较的话，我会想到刚才说到的社会变革的气氛--接受新事物，探索新天地。现在不同了，很多事情都是党和政府在主导，要让中国更强大、成为世界大国，而不是那个年代很多人追求的实现个人价值、以及无数中国人曾经向往的政治民主化。

另一个变化是，中国出现了一个数以亿计的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生活设计，这保持了这个社会一定的基本满意度。这些人可以让孩子上个好学校、上大学，能够出国旅游，开上汽车，等等。问题是，长远看会怎么发展。人们也希望在满足了物质需求后，能拥有好的生活品质。有一些也是可以做到的，比如北京现在的空气污染比几年前明显减轻了。

很多变化在发生，人们在衡量比较。只要大部分民众觉得我个人、我的家庭能继续实现生活愿景，社会就能保持一定的满意度。当然这里我说的不包括那些基本权利受到威胁、限制、被当局管控的特定的知识分子群体、宗教群体等。

德国之声：这个国家有哪些发展变化是让您感到担忧的？ 

埃林：一个让我担忧的是，被过度的爱国主义激起的民族主义的势头会加强。中国和其他国家遇到问题时，这种民族主义就会显露出来，一会儿是对韩国、一会儿是对日本、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我担心这个趋势有一天会失控，当然迄今还没有严重的爆发，但对此必须持续关注。因为，如果经济形势恶化，在中国这样一个被彻底控制的国家，当局倾向于利用这种膨胀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这是危险的，因为中国已经在世界上变得超级强大，对其邻国来说，这是个问题。

中国国内让我担忧的是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如何面对一胎化政策造成的种种问题，包括男女比例失调？如何承担老年护理成本？这是德国和日本等国家也要面对的问题，只是中国的规模要巨大的多。此外中国还没有真正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和社会政策对人口老化的速度之快没有做好准备。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困扰。

德国之声：在中国以外被谈论很多的是中国的高度数字化和社会监控。

埃林：这的确是一个让我们不禁要问"往何处去？"的问题。人们一度以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在中国成为了现实：即不仅可以控制互联网，辅助以人工智能等方法，还可以把互联网变成一个监控工具。北京的试验是，到2020年将全社会置于一个社会信用体系之下。

一个人的行为受到评判：是好是坏？有效率还是没效率？ 有没有信贷信用？表现好的人可能受到嘉奖，表现差的则受到处罚。这种现代化技术和数字监控可能取代法治国家，而法治在中国本来就受到挤压。中国正在建立一套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行政管理制度，如果这个试验成功，将是一件危险的事。

德国之声：大多数中国人对社会信用体系及其所带来的监控并不感到害怕或不安，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埃林：原因有很多。 首先，对此没有社会讨论，没有可供意见交锋的公开的平台。另外很多信息不公开，执行的仍然是封闭，或者说是带有导向性的信息政策。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在中国的新闻里不能得到全面的反应，他们有自己的新闻套路，更多关注国内，带有很强的意识型态色彩。民众并不了解有关的讨论，也不参与。媒体不会说，美中贸易战会危及中国人生存的经济基础，而是说，中国不会受到大的影响，而美国人要为此付出代价。

人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被扭曲的信息和新闻世界。虽然通过个人自己的信息渠道，比如微信，可以获得不一样的信息，但着导致了人们不太主动找信息了解时事，如果试图有组织地传播信息，国家是不允许的。国家垄断了信息，媒体往往不报道一些重大灾害的威胁，民众无法知情。就像当年的SARS一样，现在的非洲猪瘟疫情，比人们了解到的严重得多。人们只看到猪肉价格在飙升。缺乏信息，缺乏讨论，人们自然不会担心，不是一切都好好的吗？即便有讨论，也是片面的调子：（社会信用评分）让大家遵守规则、诚实守信不是挺好的吗？如果听到这些，每个中国人都会举双手赞同。

这也造成了一个错觉，让（西方）人觉得中国人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不是这样，涉及个人自由、隐私，中国人跟西方人一样敏感。中产阶级同样有个人意识，有时甚至比我们更敏感。

德国之声：近年来西方媒体舆论对中国的讲述，批判性越来越强。一些与中国打交道的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多地对中国的发展表露出一种失望。您大概不在失望者之列？

埃林：失望有点道德评判的意味。我只是一个观察者，但我有自己的观点。的确，在习近平治下，监控和压制加强了，没有争论，不同意见被压制。这都是可以确定的。

为什么与从前比，我们用更加批判性眼光看中国？肯定不是出于失望。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到处参与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对这样一个大国，媒体当然要以更批判性的尺度来观察，否则我们就没有尽到记者的职责。

德国之声：您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

埃林：有过好几段时间。如果加在一起的话，有30多年了。

德国之声：您在德国的一次讲座活动上曾经说，作为外国人在中国，是"身在其中，却不得入门"（mittendrin und außen vor），这是什么意思呢？

埃林：这要感谢歌德学院前院长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的启发，我们两人曾一起学习过。他出了一本书，名叫"China, Drinnen vor der Tür"（中国：身在其中不得入），意思是虽然生活在这个国家，却依然常常看不懂，而且始终被当作外人，而不是一份子。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改变，尽管你生活在这里，却不能融入，即便你自己希望能够，却无法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员。

德国之声：您希望融入这个社会吗？

埃林：不，我希望还是作原来的我。但假设我在法国生活了三四十年，或许就不会产生这个问题。我自然会觉得自己是法国社会的一员，因为有跟法国人一样的权利和义务，在美国可能是同样的情况。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会是这样，但在中国不会。在中国，你可以成为一个中国家庭的一员，但无法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

这不一定是件不好的事，只是我得出的结论，中国不是一个让人融入的国家。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在这里生活，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度过一生，但你始终不能成为社会一份子，拥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同样的困扰。如果有人把中国称作第二故乡--有不少在中国生活过几年的人都喜欢这样讲，那其实更多的是出于礼貌而不是描述现实。你可能会喜欢上这里的人，你会交朋友、你可以工作，等等，但它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家乡，因为你无法融入这个社会，这是最关键的。

或许这不仅仅是因为社会结构的不同，造成你的权利不均等，而是也因为中国人不会把你当成他们中的一员。当然这是我的观察，并不是绝对的，也有很多（外国人）尝试过融入。我想这主要是一个制度结构的问题，也与文化、社会关系的形成，以及许多因素有关。我们现在谈的不是个别例外，而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也意味着，这个国家里发生的一些事，你往往看不透。

德国之声：您能想象在这里度过一生吗？

埃林：这个问题不那么好回答，因为其实我已经计划好了年底回德国。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背景前提下，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希望在一个我能决定自己命运，或至少是参与决定共同命运的地方度过余生。如果您问我，是否愿意在这里一直工作到老？那我会说，愿意。我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愿意继续做下去。不过我想您的意思是问我愿不愿意在这里度过退休后的晚年。我的回答是不会，尽管我在这里生活了这么长时间，这里并不是我的家乡。

 

Johnny Erling，1952年出生于法兰克福，曾在法兰克福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汉学和中文，先后为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世界报》就奥地利《标准报》担任中国通讯员。他与他的中国妻子生活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