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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中国援助非洲?

2006年11月28日

今年11月份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峰会上,中国大手笔许诺对非洲提供发展援助,引起了西方工业国中的发展援助出资国的不安和高度警惕。德国弗里德里希-艾尔伯特基金会发表专论,分析了中国从发展援助接受国到出资国的转变过程和对国际社会结构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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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非洲无原则地慷慨?图像来源: AP

弗里德里希-艾尔伯特基金会专家卡塔琳娜.霍夫曼的专论名称为“全球转型的新生力量?以中国为例看国际发展合作遇到的新挑战”,以下是文章的主要内容介绍:

最迟到2004年底的东南亚海啸灾难后的国际援助行动,国际社会的发展援助出资国的组成结构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对波斯尼亚战乱的人道主义援助只有16个国家参与,而在东南亚海啸灾难发生后,参与援助的有92个国家。

传统上按经济发展水平为主要标准划分的南北世界中,以中国、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南部世界大国正在以“新崛起大国(rising powers)”改变全球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布局。这些传统上接受西方发展援助的发展国家虽然还没有成为发达国家,但是它们正在以“南南合作”的模式成为新的发展援助出资国。这也是发达工业国家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质疑继续给予中国发展援助的意义的主要原因。

国际经合组织(OECD)中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中的22个国家是传统上的发展援助出资国的主体,它们承担了和继续承担着世界上大部分的发展援助任务。这些国家如今担心,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崛起大国”会打乱现有的国际发展援助合作布局,使得“有条件的发展援助”,即旨在奖励与促进“良政(Good Governance)”的西方发展援助政策被以“不干涉内政”为口号的中国发展援助策略所破坏。当然,西方出资国也担心他们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力的减弱。

中国目前虽然还有46%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即每天可支配收入不足两美元,但是中国在短短的15年时间里已经上升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中国今年11月已经拥有了一万亿美元,成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正是这一雄厚的整体经济实力使得中国政府有可能向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施以慷慨的经济援助。

中国推行发展援助政策的考虑

中国政府提出的发展援助的原则是不干涉内政,是在政治平等的基础上展开互惠合作和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团结。

中国的“南南合作”政策是出于经济考虑,也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中国政府认为,积极实行发展援助政策有至少三大意义:有助于树立中国是负责任的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大国形象;通过经济与贸易合作会为中国带来销售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发展援助政策也是在外交上孤立台湾的重要手段。

中国的非洲政策

中国的发展援助政策的以上考虑典型地反应在对非洲的发展援助上。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在从2001年到2004年短短的4年间增长了4倍。2001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为100亿美元,而到2005年已经达到了400亿美元。中国估计,今后五年内,中非贸易将达到千亿美元。

2005年,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为9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和法国的非洲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主要是从非洲进口原材料尤其是原油,中国的进口原油中30%是来自非洲,苏丹、安哥拉和尼日利亚是中国在非洲的三大原油供应国。

中国对非洲的发展援助是全方位的,53个非洲国家无一例外都受到中国的发展援助,中国在48个非洲国家中瓦完成了800多个援助项目,其中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农业、渔业和人员培训也是最主要的项目内容。医疗援助也是中国发展援助非洲的一个主要项目,自1963年以来已经总计向非洲派出过两万多医疗人员,目前有大约1100多名中国医生在非洲工作。中国还为非洲年轻人提供奖学金到中国学习,目前有大约1万5000多名非洲学生拿着中国的奖学金在学习。债务减免也是中国非洲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已经为非洲减免了12亿美元的债务。

让西方国家感到担心的是,中国在提供发展援助时,除了“一个中国”这一个外交政策原则,完全与当地的政治脱钩,即不要求接受国有“良政”上的约束和环境标准上的考虑。另外,西方国家也担心,中国与非洲一些独裁国家作能源交易,鼓励了这些政府不去改良和改善自己的统治和等于是间接在财政上支持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武装冲突。

不过,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非洲政策提出批评或质疑的同时,也有很多人人客观地看到,中国的非洲发展援助政策的确是给非洲带来的积极的变化,促进了非洲的经济发展。中国在非洲大力援建基础设施,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基础。

非洲国家也对西方对中国的批评表示不理解,因为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都认为,非洲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益匪浅。尼日利亚的外长就曾说,“我对国际社会中对中国不断提出的批评很恼火,因为(与中国)的合作是符合尼日利亚的利益的。”

文章最后认为,一些发展国家成功地从一个接受国转型为一个出资国是一件好事,国际社会也从中受益。传统的发展援助国家的主体,即OECD中的DAC成员国应该与中国等新崛起国家积极进行建设性对话,争取把它们“拉拢”进以可持续性发展为最终目标的发展援助框架之内。文章还认为,西方自己也应该反思自己的发展援助政策,与新崛起国家的对话应该是建立在平等的互相学习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