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再是廉价劳动力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未来最大的世界工厂，这一点不会改变。然而廉价劳动力国家这个观念已经应该改变了。虽然在这里还能够以约120欧元的月薪雇到一个普通工人，但专业人员的工资现在几乎达到了国际水平。在外资建筑企业或房地产企业里，一个中国高级管理人员的年收入达到了约10万欧元。至少在上海和广东这样的经济中心是这样的。

许多在中国从业的外资企业人事负责人没有意识到，要在中国留住高素质的员工，需要付出的资金是巨大的。东部沿海城市的工资增长率保持在每年7％至8％的高水平上，尽管通货膨胀率几乎持续为零。美国人士与管理咨询公司Hewitt每年都对这里外资企业工资与特别支出的发展情况进行追踪归纳。该公司的杰西卡.普费弗说：

“在经济发达国家，工资的提高与通货膨胀率是相应的。也就是说，假如通货膨胀上升，工资就要相应地跟上。但在这里却存在着0％的通货膨胀率与平均7％的工资增长率之间巨大的剪刀差。这反映了这里存在着高学历劳动力的巨大缺口。而这个缺口必须通过提高工资来平衡，否则企业将根本无法得到、吸引或留住员工。”

当然，高学历人员的市场情况近年来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几年前，要花很大的力量去争夺大学毕业生，而今，大学毕业生大规模地涌向劳动力市场，以至他们往往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不少人踏上工作岗位时，必须接受明显低于5年前的起步工资。

但与此同时，企业关键岗位所需要的高素质的人员却更难求得了。为此，企业除了支付工资外，还必须提供一系列附加待遇。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避免高素质的员工过不了多久就跳槽。企业提供的附加待遇包括：提供一辆企业公车，供购买住房的低息或无息贷款，现在一些企业也提供企业股份，让高级员工参股。这还没有把中国政府向外国在中国的老板们索取的高额社会支出算在里面。杰西卡.普费弗说：

“除了平衡金外，政府还要求高额的附加工资支出。也就是说，一个雇主承担的费用远远超出他付给他的员工的现金。一般说来，相当于给工资和特殊待遇再加上一倍。在上海这里，附加工资费用约占50％。它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还有一笔住房基金。这些费用虽然由雇员和雇主分担，但政府认为，主要负担应该由雇主承担。”

尽管这些数字相当可怕，许许多多的公司还是把他们的生产地移往中国，尤其是来自韩国、日本和台湾的企业。当然，每个企业可以以当地价格雇用10至12个工人。超出这个范围，许多企业认为：只有通过创造新的工作岗位而赢得中国政府的信任，才有可能开发这个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