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權力的游戲：張藝謀為何無緣柏林
2019年2月13日
（德國之聲中文網）張藝謀的新片《一秒鐘》原定於2月15日在柏林舉行全球首映。但上周末傳出消息稱，因後期製作的技術問題，無法在柏林參映。許多觀察人士認為，這不過是一個藉口，真正的原因是中國文化官員最後沒有給影片放行。因為觸及文革議題在中國仍必須慎之又慎，有關文革的公開討論仍是個禁區。
文革--敏感話題
這並不是張藝謀第一部以文革為背景的電影，而且很難想像，他的新片會公然挑明對文革歷史反思的問題。但人們仍有理由猜測，這是首次在柏林電影節期間一位角逐金熊的導演被迫退出的原因。張藝謀謝絕了採訪的請求，據說他改變了計劃，不在柏林。
雖然張藝謀的電影一再觸及敏感的社會和歷史話題，但這位68歲的導演早已不再是對政府持批評態度的電影人。他是在國際上最知名、最成功的中國導演之一，也是與柏林電影節有數十年淵源的明星。他的成名之作《紅高粱》1988年在柏林奪得金熊獎；史詩片《英雄》2003年在柏林參賽；由好萊塢男星貝爾（Christian Bale）主演的南京大屠殺題材的《金陵十三釵》2012年在柏林展映。上世紀80年代以來，張藝謀導演了20多部電影，有幾部他還親自出演。他的影片和劇本也曾在戛納和威尼斯電影節上獲獎。
一九八九 《菊豆》
張藝謀與中國當權者的關係可以說幾經波折。1989年6月初，六四民主運動被鎮壓後，張藝謀對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一切表現出深深的震驚。當時《菊豆》的拍攝進入尾聲。六四之夜，張藝謀徹夜未眠，他和幾位劇組人員看到了鎮壓的真實場面：血泊中的學生、燃燒的公車、狼藉的街道。曾多年為張藝謀充當文學改編策劃的王斌後來回憶道："我注意到，他受到了很大震動，這畢竟是他的國家。"
張藝謀更改了《菊豆》的結尾。王斌說，在《菊豆》的結尾出現了一場大火，"這表現了我們的心情，那是六四。"
長年禁映
張藝謀電影藝術的上乘之作《菊豆》（1990年）、《大紅燈籠高高掛》（1991年）和《活著》（1994年）直到90年代中期一直在中國被禁映。根據余華同名小說改編的《活著》是張藝謀最後一部"挑戰"審查部門的電影。影片跨度40年，通過一個皮影戲藝人一家人的故事講述了中國當代歷史的巨變以及文革的災難。
出生於1951年的張藝謀本人的經歷，也足夠拍成電影。作為一名前國民黨軍官的兒子，張藝謀在文化大革命中屬於被唾棄的"黑五類"。他青年時代在農村插過隊，在紡織廠當過工人。
1994年《活著》在戛納電影節獲獎時，張藝謀沒能獲准出國。接下來5年中，他被禁止用外國投資拍片，甚至面臨被禁止在中國拍戲的危險。但張藝謀希望在中國工作。
從奧運到國慶
到了1998年，與審查部門間不斷的摩擦終於成為過去。張藝謀導演的歌劇《圖蘭朵》（Turandot）在故宮上演。2005年這部歌劇還在多個西方國家露天上演，其中包括慕尼黑奧林匹克體育場。
2008年張藝謀執導了北京奧運會開幕、閉幕式並獲得好評。此後，他成為200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慶典的總導演，這位世界知名導演最終被收編為中國當權者的官方活動策劃師。
武俠和英雄史詩
張藝謀的"轉向"首次在其電影創作上的明顯體現是2002年出品的武俠片《英雄》。這部當時中國製作成本最高的電影得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首映，文化部門還支持該片競爭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儘管《英雄》沒有獲獎，但仍成為當年美國票房收入最高的外國電影。這部從"荊軻刺秦"的故事演繹出的史詩式影片在中國國內被視為其作者與當權者之間的一紙"默契協議"：為了統一天下、穩固江山，皇帝有權大開殺戒。
面對有人批評他追求商業利益，張藝謀總是予以否認。他強調自己對政治不感興趣，對財富也不看重；他最大的目標是讓中國的傳統文化遺產得到保留，與好萊塢一爭高下。而他的視覺創作服務於黨，在他看來並不是對自己藝術信念的背叛。
嚴密控制的時代
張藝謀的新片不能參加柏林電影節，在中國引起了極大不滿，並體現在社群網站的討論中。或許在2008年中國還處在相對開放時期時，張藝謀和其他中國藝術家們還寄希望於自由空間進一步擴大，希望藝術領域、網路、甚至官方媒體裡的現實表現走向多元化，然而在習近平2012年執政以來，現實則在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希望變成了壓抑，追求自由變成了近乎極權的監控。知識界、媒體和藝術創意界進入了一個受到全面控制的新時期。在這一背景下，或許可以解釋這樣一位明星導演， 一位曾經為權力代言的美學家，為什麼會再次被黨媽媽的"學步帶"給拽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