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共同體的前景：查道炯教授談中日與東協合作

進入21世紀，東亞國家之間出現了多種形式的區域、次區域合作機制。這些機制的共同特點是：存在議題導向的磋商，但缺乏具有法制化約束力的制度建設；機制運行的成效受雙邊關係演變的制約。2005年將舉行的東亞峰會的舉行似乎讓人們看到了更高層次區域合作的曙光。但是，當中國和日本這兩個地區大國的雙邊關係出現嚴重困難時，中日雙邊政治關係的演變會如何影響東亞區域合作的進程和前景？

中國與東亞多邊區域合作

1949年之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國擔心陷入外部的圈套而一直堅持謹慎的「雙邊主義」外交，對東亞集體安全或區域一體化之類的議題保持距離。參與東亞區域多邊合作組織在中國外交中的重要性在1989年夏季中外政治關係出現嚴重困難之後才開始顯現出來。除了加快與印度尼西亞、汶萊、新加坡的復交（1991年完成）之外，1991年，外交部長錢其琛首次應邀以馬來西亞政府客人的身份參加在吉隆坡舉行的第24屆東協外長會議的開幕式，並表達了中國與東協發展正式關係和合作的興趣，東協外長們歡迎這一想法，並立即投入運作。自此，中國外長每年都出席東協外長會議，中國全面參加了自1994年開始的東協地區論壇（ARF)。 1996年，中國成為東協的對話夥伴國。

此時，也是中國持續發展的外部輿論環境開始之際。一個是「大中國」正在形成的趨勢，在東南亞，這並不是好消息。對於那裡幾乎每一個國家和社會而言，對華人經濟在其發展歷史和現實經濟運行中的作用有著複雜感情；另一個是「中國經濟威脅論」，在東南亞國家中有著同樣的輿論市場，1979年的中越邊境戰爭記憶也使東南亞國家對一個不斷增長的中國經濟所可能帶來的軍事影響產生顧慮。

中國全面贏得東南亞國家的信賴是在1997年夏季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中國政府信守了不貶值的承諾。這至少是在輿論層次為東南亞國家渡過金融危機並走向復甦創造了重要的外部經濟條件。與中國的做法相反，日本政府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後並沒有設法阻止日元貶值。雖然由於產品結構上的差異，日元貶值與東南亞國家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之間沒有多少直接影響，中國與日本就針對東南亞金融危機後採取的不同匯率政策是地區經濟外交一個鮮明的對比。

同時，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後，印度尼西亞爆發了針對華人的社會動亂，中國政府反而出資10億美元參與國際貨幣基金會同印尼政府達成的緊急貨幣援助協議，回歸後不久的香港也出資10億美元參與同一安排。通過行動，中國政府向印尼和其它的東南亞國家表明：中國政府沒有將華人社會利用作中國自身利益的「特絡伊木馬」的企圖。

1997年12月東協+3 （中、日、韓）對話機制建立之後，中國是該機制的積極參與者和支持者。 「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方針被寫進了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正式文件。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政府主管東亞合作的高級外交官認為，「東協迄今在東亞合作中發揮著主要推動作用，是10＋3會議的組織者和協調者，這既是東亞合作的特色，也是符合各方利益的穩妥安排。未來我們願繼續支持東協的主導作用，同時也主張盡可能發揮中日韓的各自優勢和作用。」

日本與東亞地區多邊合作

經歷了向東南亞國家戰爭賠款到政府間開發援助再到企業投資形成西太平洋地區的產業鏈的歷程之後，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日本變成了東南亞地區經濟「雁行發展」格局中的名副其實的領頭雁。1989年日本經濟泡沫破滅，此後，雖然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影響力度的上升不如以往，但是從日本市場流動東南亞市場的投資依然高出從日本流入中國的投資或從中國流入東南亞的投資。

雖然就市場力量而言，日本在東亞地區合作中處於不可比擬的優勢地位，但是日本與東南亞國家之間在政治領域建立起信任關係的過程相當複雜，日本贏得東南亞國家政治上的信任依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為消除與東南亞關係的不和諧，並使日本在政治上發揮與經濟大國地位相稱的作用，1977年福田赳夫首相提出了「福田主義」，其核心內容是：日本不當軍事大國，與東南亞各國建立「心心相印」的友好信賴關係，以對等、合作者的身份支援東南亞。「福田主義」後來成了歷任日本首相宣示對東南亞政策的基調。2002年小泉純一郎提出的與東協國家「同行並進」的概念是對福田主義的翻新。 這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日本領導人對東南亞國家尚未接受「亞洲的日本」的認知。

因此，儘管日本早於中國二十多年就開始與東協展開接觸，但卻在1999年西雅圖世貿組織新一輪談判無法展開後，日本才著手通過談判謀求以建立區域貿易協定的方式，將其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制度化。2000年，中國宣佈同東協開始談判自由貿易區，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即，日本倍感在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領域來自中國的挑戰。這樣，中國和日本之間正式展開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的競爭。

中日雙邊關係中的結構性困難

1972年中日建交以來，圍繞靖國神社、日本教科書等歷史認識問題的爭論走過了一個長時期、經常性的過程。自森喜朗內閣（2000年4月-2001年4月）開始，中日雙邊關係進入「政冷經熱」時代。2005年出現的外交衝突(以吳儀訪日提前返國為例)則凸顯了中日雙邊政治外交關係中的結構性困難，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中國實力的上升和日本實力的相對減弱。在增長率和經濟總量變化的背後，存在一個大陸經濟（中國）與海島經濟（日本）在自身經濟增長和國際經濟競爭中的韌性的對比。日本東南亞關係問題研究專家白石隆等有關強化日本-東協關係的理由之一便是應對中國的崛起。在戰略層次上，並不存在一個明晰的「合作」或「對抗」之間排它性質的選擇。對遭受過日本侵略的中國而言，一個永恆性的問題是：1920-1930年代日本因為境內資源短缺而向外擴張，未來有沒有向外軍事擴張的可能？因何而對外擴張？

2．中美關係如何演變也對中日關係的變化有重要影響。1989年以來，中美關係出現多次波折的過程中，日本所關注的更多的是： 中美之間在戰略層次的接近是否意味著日本在中美日三角關係中地位的下降？用較形象的語言表達，日本擔心的是美國會不會從「Japan bashing」過渡到「Japan passing」而最終走向 「Japan nothing」。但中美雙邊關係在結構上相當不穩定，這也給日本在它對中國的政策中提供了藉機行事的空間。比如在與中美關係緊密相連的台灣問題上，日本在2005年初明確地將台灣列為日美軍事同盟的保護範圍，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日本（甚至東南亞國家）關於台灣與大陸走向統一會不會使東亞地區回復到歷史上出現過的「華夷制度」（即中文的「朝貢制度」）的顧慮基礎上。

3．中國與東南亞鄰國政治關係的改善的同時，中國市場在東南亞國家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也在上升，日本政府層面擔憂中國與東南亞經濟體之間的交往深化。2001年5月18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經濟產業省的年度《通商白皮書》，第一次明確指出：以日本為領頭雁的東亞經濟「雁行發展」時代業已結束，代之而起的是「以東亞為舞台的大競爭時代」。後「雁行模式」時代的首要特徵就在於東亞經濟不再由一隻領頭雁來牽引，而是進入了「群馬奔騰」的新競爭時代，中國正以產業技術上的跨越式趕超和經濟規模上的「巨國效應」，正日益發揮更多的牽引作用。

4. 1999年11月，韓國總統金大中在出席馬尼拉舉行的「東協+3」會議期間即提出了建立「東北亞經濟合作體」的設想。在2001年的「東協+3」會議上，金大中又主張將「東協+3」機制改為「東亞峰會」，並提出東亞合作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包括政治、經濟、安全多個領域的「東亞共同體」。然而，東協對上述提議十分謹慎，它們擔心「東亞峰會」取代「東協+3」機制後，東協的領導地位和核心作用就會喪失，因為「東亞峰會」將不再固定由東協國家任主席和東道國。

結論：中日矛盾與東亞地區合作

雖然中日雙邊關係中存在結構性困難，尤其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日中雙邊摩擦並沒有影響二者為東南亞地區利益而合作。除了參與並支持東協+3的對話機制外，中國和日本就《清邁倡議》框架的建立和在該框架之下的合作並沒有受到中日雙邊政治外交關係的負面影響。事實上，《清邁倡議》是迄今為止東亞區域內國家合作最具體的成果。在軍事安全領域，ARF機製表明東南亞國家有繼續與中國和日本展開等距離交往的政策取向。「東南亞安全共同體」更多的是一種認同層次上的構建。美國依然是東南亞國家賴以提供地區安全保障的國家，中國亦或日本在短期內都不太可能被東協國家接受為可取代美國在安全領域所起的作用。

從區域認同這層面看，中國有被東南亞國家接受為「亞洲的中國」的必要；日本同樣有被接受為「亞洲的日本」的需求。這兩個地區大國都不希望被東南亞國家和社會疏遠。在這個背景下，雖然東協作為一個地區合作組織在機制運行的有效程度上有較大的改善空間，中國或者日本都沒有本錢另起爐灶建起一個類似美國在美洲地區合作中基於「霸權穩定」理念的地區機制。在中日雙邊關係受制於結構性困難的情形下，中日共同行動創立新的（即：脫離東協主導的）地區合作機制的政治基礎並不存在。

因此，一般認為，2005年末將舉行的「東亞峰會」是一次「東亞共同體會議」。如果參照歐盟的標準，一次峰會顯然無法將東亞的地區合作提高到接近歐盟模式的程度，即擬議中的「亞盟」。在東亞地區的國際關係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恰恰因為中日雙邊政治關係的困難，中國和日本都會更多地考慮東協國家的利益和外交需要，都盡量克制雙邊外交衝突影響東亞合作，以求各自利益最大化並創造更加主動的地區環境。東亞合作將更可能以東協為主導，繼續沿著磋商、協調、開放的模式運行，而非歐盟的共同體模式。

(評論：查道炯/ 編輯：吳強 )

附1：本文節選自查道炯最新論文「中日關係與東亞合作」(尚未發表)。

附2：查道炯，1995年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學博士，1999-2003日本國際大學助理教授、副主任，2001匈牙利中歐大學訪問教授，現為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國際政治經濟系主任。專業方向為中美日國際關係分析，和國際能源政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