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習近平輸不起的抗疫
2022年4月5日
（德國之聲中文網）有著2500萬人口的中國最大城市上海因爆發疫情而封城。今年以來特別是冬奧會後，中國的疫情在多地發生，蔓延全國，西安和深圳先後封城。上海的疫情是武漢以後最嚴重的一波，現在每天被感染的人數超過一萬。而過去因精準防控上海在中國各省市中被看作「抗疫模範生」。
中國疫情為什麼在冬奧會後大爆發？根據中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最近的解釋，有四個原因，一是受周邊國家和香港疫情影響，境外輸入疫情明顯增加，對外防輸入造成巨大壓力；二是奧密克戎毒株傳播速度快、潛伏期短、隱性感染者或輕症病例比例高，對發現疫情造成困難，增加了防控難度；三是隨著疫苗接種，約90%的人都獲得了一定免疫力，為早期發現疫情增加了困難；四是有的地方認為感染奧密克戎變異株症狀輕、「流感化」，思想鬆懈麻痺，各方面準備不足，常態化防控和應急處置放鬆了要求。
上述四因中，前三者構成了中國此次疫情的客觀原因，最後一點則是主觀原因，而它或許才是冬奧會後多地爆發聚集性疫情的最主要因素。因為從時間看，不是去年末或者冬奧會前出現多點疫情，恰恰在冬奧會一結束就出現，顯然冬奧會是一道分水嶺。原因在於，中國政府把冬奧會看作展示中國制度和抗疫成就的一場大型體育賽事，要讓全世界知道中國既然控制疫情又能辦一屆精彩的奧運會。出於這個目的，相信當局給各地下了死命令，必須在冬奧會期間防止疫情反彈，再加上全國兩會也在此期間召開，在這根政治紅線面前，地方官員萬不敢懈怠。
中國政府確實做到了在控制疫情的情況下辦一屆精彩冬奧會的承諾。然而這也預示著一旦冬奧會結束，沒有了那根政治紅線，民眾及地方和部門官員可以鬆口氣、放鬆緊繃的神經。此乃人之常情，在大事完成後產生懈怠心理是常有的事，何況人們忍受新冠大流行兩年多了。西方正是在民眾渴望回歸正常生活的民意壓力下，雖然疫情沒有控制住，也解封開放。中國的民眾也想享受疫情前的「自由」生活，尤其考慮中國的防疫措施比其他國家嚴得多，沒有理由懷疑人們不想解封。對地方官員來說亦如此，他們也需要回歸正常的管理狀態，這種沒完沒了的疫情對他們也是種折磨。
可是病毒不會像人們一樣想放鬆，你鬆懈它就蹦得歡，傳播得更快。上海這次疫情為什麼比其他地方更嚴峻？可能與此有關。上海和中國另一大城市深圳差不多同時出現疫情。由於後者靠近香港，它的疫情是由香港輸入的，而香港此時正處疫情大爆發階段，為盡快控制疫情，深圳實施了一周的封城。上海則在這段時間仍採取「精準防控」的策略。中國的輿論將兩地不同做法做了比較，認為深圳採取的仍是過去一貫的封控思路，而上海努力在探索一條新路，以其人口規模，如果上海在應對奧密克戎變種上成功了，中國就有望盡快解封，褒滬貶深之意明顯。但是上海終於抗不住，不得不學深圳封城。現實證明上海的做法失敗。
當然，真實情形或許不是這樣，上海主政者低估了奧密克戎的厲害，認為精準防控在過去能夠控制疫情，現在也能夠對付這個病毒，而不像深圳在疫情尚未失控前就採用封控手段。如是這樣，上海的主政者實際上就沒有真正去貫徹落實習近平的「嚴防死守」要求，在防疫上和習的指示有一定的落差。從這個角度說，作為市委書記、被認為是習的親信的李強，其在二十大上能否更上一個台階有些懸。
用抗疫展示中國制度優勢
原因很簡單，這場抗疫習輸不起、不能輸，誰輸都可以，甚至中共、中國都可以輸，唯獨習不能，因為這和他的政治權威與政治聲望連在一起。中共去年10月召開的六中全會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對習領導的新時代做了13個方面的總結，但習迄今為止真正拿得出手的「硬成就」——如果可稱為成就的話——恐怕只有反腐、扶貧以及抗疫三樣。尤其是後者，被中共的宣傳機器說成是由習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去年6月7日中國政府向國際社會發布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不僅宣稱習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統攬全局、果斷決策，「為中國人民抗擊疫情堅定了信心、凝聚了力量、指明了方向」；而且要「與國際社會分享中國抗疫的經驗做法，闡明全球抗疫的中國理念、中國主張」。而所謂的中國抗疫經驗，用白皮書的話說，就是「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以堅定果敢的勇氣和決心，採取最全面最嚴格最徹底的防控措施，有效阻斷病毒傳播鏈條」。其時，世界各國尤其美歐還身陷疫情。中國發布抗疫白皮書，炫耀抗疫成就，背後目的意在彰顯中國的制度優勢，突出習掌控大局、運籌帷幄的能力。換言之，應對如新冠疫情這樣的重大事變，中國有歐美不具有的制度優勢，更有習近平這樣的英明領袖，在他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下，把中國的制度優勢發揮出來，成功抗擊住疫情。
可是抗疫的劇本最初不是這麼寫的。疫情最先爆發於中國武漢，初期的隱瞞和隨後的封城曾在中國社會引發非常強烈的負面反應，讓習幾乎成為千夫所指，強烈衝擊其權威。那段時期是習上台以來最幽暗的時光，儘管他宣稱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然而，主要是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抗疫不力，救了他一把。在西方疫情泛濫下，習通過抗疫敘述策略的改變，將疫情政治化，視為同西方特別是美國的一場制度競爭，以少感染少死人來凸顯中國的制度優勢和他本人的領導力，由此扭轉了對他不利的輿情。若不是德爾塔退場，奧密克戎這個毒性更弱但傳播力更強的變種上場，習的疫情敘述策略差點就在全世界取得成功。
既然習把抗疫看成中西兩種制度的優劣較量，要維持此種中國抗疫完勝西方的「制度神話」，就必須在病毒徹底消滅前，維持過去那種「最全面最嚴格最徹底的防控措施」，將它常態化，但這樣一來會出現「是否可持續」的內在衝突。因為這種最強防控措施本來是針對一種非正常狀態的非正常管理措施，它是不可持續的，一旦它常態化，意味著在較長時間裡它要持續下去。但這是不可能的。習當然可以如此要求他的官員，可他們無法做到這點，哪怕是用摘烏紗帽的高壓方式，都無法做到讓官員們無時無刻處於一種高度緊張的狀態，原因即是這種最強防控狀態根本有違人性，何況奧密克戎的「流感化」還會使人對它少一份戒心。這就必然決定，隨著抗疫時間拖長，中國的動態清零政策會出現制度豁口，不是在這地就是在那地。在此一背景下，作為中國最現代化的、管理最精細的城市，上海爆發大疫情也不讓人感到特別意外。
從全球各國的抗疫看，對奧密克戎這種毒株，要麼嚴防死守，要麼和病毒共存，沒有別的辦法。中國選擇的是前者，多數國家選擇的是後者。而選擇共存的國家現在很多已經開放，還在嚴防死守的中國則再次關緊國門。這就是中國面臨的尷尬局面。對上海來說，它本可以像深圳一樣在開始就採取封城舉措，但是它的主政者「猶豫」了，這一「猶豫」導致疫情擴散，以致現在也不得已封城。然而，封城的代價和防疫難度比深圳可是要大得多，想必習近平會對此高度不滿。
對於是否封城，在上海和中國存在兩種不同意見，一種要求封，不能放鬆抗疫，要繼續堅持動態清零；一種要求學美歐解封開放。兩種民意在博弈，後者的聲音在民間輿論聲量很大，因為在疫情流感化的狀況下，人們實在受不了最強抗疫所衍生的大量次生災害。上海這次就出現了多起真真假假的嬰幼兒因防疫措施過嚴而死亡的傳言，刺激人們不滿的情緒。主政者沒有及時封控，也和這兩種民意的博弈有關。
習近平無疑不願看到因上海疫情失控導致動態清零政策失敗這種事情發生，尤其在二十大前這個敏感時刻。靠著前面說的三大「硬成就」和對黨的嚴厲控制，習達到了他權力的巔峰，二十大連任總書記沒有懸念。但假如此前疫情再次失控，死亡很多人，當局宣稱的抗疫神話破產，就算不會影響他的連任，對他的權威和領導力也有著重大損害。人們會追問，你疫情都控制不住，有何能力領導中國？當人們開始對一個被神話了的領導人的領導能力提出質疑，接下來的就是不滿情緒的普遍爆發，要求更換領導人，習最害怕的是這種狀況蔓延從而動搖他的統治。
根據吳尊友的說法，雖然奧密克戎毒株流行期間的病死率確實下降，但同期因疫情造成的死亡總數高於德爾塔毒株流行的同期死亡數，奧密克戎毒株流行對一個國家總體造成的危害並沒有減輕。以香港為例，今年2月中旬以來，香港出現的新冠死亡病例，最高時達每天近300例，目前仍然在每天200例左右。按照這個病死率計算中國的死亡數，將達數百萬人。另一疫情重災區吉林的情況顯示，奧密克戎對高齡、嚴重基礎病患者威脅嚴重，而這一群體接種疫苗的比率只有11%。這就是習不敢放開的原因。即使不是死幾百萬，而是幾十甚至幾萬，他都無法承受，因為既然這場抗疫是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死這麼多人自然他也須親自負責，賬要算在他頭上。所以來上海督戰的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才會強調，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
這是習為自己套上的抗疫繩索。如果不是他非要攬功，就算實行動態清零，也有一個退卻的餘地，越南就是一例。同是共產黨專政，同樣採取嚴厲的防疫措施，同樣施打的是中國疫苗，同樣人口眾多，越南現在能夠逐步開放，原因在於其領導人不攬功，不擔心放開後造成更多的人感染，或許死亡也會增加，民眾會怪罪自己。因為民眾明白這是必須要走的一步。但如果什麼都抓在手上，出了問題當然要找你問責。習就這樣把抗疫的退出之路封死了。中國民眾為了他的一己之私，恐怕還要在這種嚴防死守的不自由狀態熬上更長的日子。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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