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與中國留學生「對簿」斯圖加特

余華身穿一件深色的外套，灰色的褲子，腳上一雙登山鞋。如同許多中年人一樣，身體略微顯出發福的趨勢。坐在嘉賓席的余華滿臉笑容地望著到場的讀者。之後發現他常常習慣性地皺緊眉，臉上一副很專注的神情。如果是思考應該怎樣回答提問，他的眼睛就會望向天。

讀者1：您的小說《兄弟》中有一個「余拔牙」的人物形象，這和您自己的經歷有什麼關係嗎？是不是就是您本人？

余華：有關拔牙技術方面肯定是我的經驗，我當過5年的牙醫。我以前沒有在小說裡寫過有關拔牙的故事。第一次寫一個拔牙的人物，我覺得是在開一個玩笑，所以把自己的姓給了他，給這個人物起名叫「余拔牙」。但是那個人肯定不是我。如果我要是寫自己，肯定寫成個英雄式的人物，不可能寫得這麼猥瑣。那個人就是余拔牙他自己。（笑）

讀者2：有人稱您為「現代的魯迅」，但是我在您最新的小說《兄弟》中已經讀不到之前那麼令人感動的東西了。這是不是和中國今天的現實有關？

余華：說到中國今天的現實是非常複雜的。人的思想很開放。我有一個英國朋友，在中國和日本都生活過很多年。他比較中日兩國的情況得出結論，論政治自由，中國比不上日本；但是從個人自由方面說，日本人遠不如中國人。中國人現在什麼自由都有。但是個人的自由過度發揮也會帶來些問題。我寫小說《兄弟》，上部是講文革時代，下部講今天的生活。從社會形態來看，今天的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是文革造成的。文革是一個空前壓抑的時代，當一個空前壓抑的社會突然出現變化的時候，就很容易像今天的中國一樣馬上反彈出一個非常放蕩的時代。就像如果讓一個修女性開放的話，她肯定會變成一個妓女。這兩個時代在西方可能相距了幾百年，但是在中國卻是緊密相聯的。我寫《兄弟》也只是從我的角度去寫。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是在文革中度過的，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時代雖然壓抑，但是對孩子們來說卻很安全。現在沒有哪個家庭敢把一個7，8歲的孩子放到大街上一天不回家也不會擔心。因此不能單純地否定文革，從政治上，從社會體制上文革的時代是要被否定的，但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家庭之間的凝聚力都比現在要親近要高。今天的中國政治比過去開明，個人的自由度也不斷加大，但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陌生了，所以也不能全盤肯定今天的社會。

讀者3：諸如村上春樹之類的日本流行作家很喜歡生活在美國。您雖然每年都有出國的機會，但是為什麼沒考慮在國外長期生活？

余華：1998年，我和王朔、蘇童還有莫言去都靈，當時米蘭晚郵報的記者採訪我們。記者知道那時候王朔在美國剛剛住了半年，就問王朔喜不喜歡美國。王朔說不喜歡。記者很吃驚問為什麼。王朔說：「因為我聽不懂他們說的話。」這就是最重要的理由。（笑）他的回答也代表了我的回答。村上春樹那一代日本作家英語說得很不錯，雖然是日本腔，但是生活沒問題。王朔在美國住了半年，住在洛杉機的華人區。導演張元去那看他，回來向朋友們描述王朔在美國居住地區的情景。他說，他和王朔在街邊上喝茶，喝了一天沒看見一個美國人，全是中國人。沒聽到一句美國話，全是中國話。他在那待了半年和在北京待一樣，所以又回到北京。（笑）

讀者4：您寫的小說《活著》涉及的時間跨度很大，從解放前寫到解放後。很多時期是您自己沒有經歷過的，這種情況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如何把握自己沒經過的時代呢？

余華：這就涉及到生活經歷對一個作家重要性的問題。我的感覺是，一個人和一份他終身所從事的工作相遇是一種運氣。很多聰明而有才華的人始終沒有實現他們本應該能達到的成就，我覺得是因為他們從事的只是他們以為適合自己的工作，實際上未必適合。我寫小說也是一種機遇。對作家來說，最重要的不是生活經歷而是心理經歷。關鍵是作家是否敏感到了，而不是他是否經歷到了。法國作家普魯士將早晨照進房間的陽光形容為插上羽毛一樣。這就是一種敏銳。生活的價值就是讓我們時時刻刻在感受它，而不是時時刻刻在消磨它。

讀者5：為什麼小說《活著》的書可以賣，但是電影卻被禁？

余華：這也是很多西方人提出的問題。原因其實很簡單，電影是廣電部電影局來審查，小說是出版社的總編輯來審查。作者與編輯之間的關係簡單地說就是「誰大聽誰的」。剛開始寫小說的時候是我聽編輯的，現在變成編輯聽我的。另外，出版社現在和企業一樣，都面臨經濟壓力。所以出版社只出賣得好的書，也會做一些「冒險」的事。中國現在每年出版20萬圖書，而電影每年大概只能生產200部左右。200部電影廣電部電影局還有能力審完，但是20萬冊書中國的政府官員就是一起看也看不完。

讀者6：作家的日常生活是什麼樣子？

余華：作家的生活其實最無聊。總是在家裡呆著，但是也有它的好處，作為作家我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自由的人，所有的時間都歸我自己支配。1983年起我開始獲得這種自由的生活。但是生活內容很枯燥。我的時間分配很簡單，每天起來上網2小時左右，處理完信件之後就是讀新聞，看的順序是國際新聞、國內新聞、體育新聞和社會新聞。我看很多體育電視節目和紀實報導。接下去就是寫作的時間。生活很枯燥。對作家來說，生活越枯燥，作品就越豐富。

讀者7：您對李敖怎麼看？

余華：我還是在這樣的場闔第一次回答這個問題。（笑）我問過10多個朋友，絕大多數人都是只知道他的名字卻沒讀過他的書。他是一個很奇怪的人。有些作家知道他的人並不多，但是知道他的都是讀過他的書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懷念胡安.盧爾福的時候曾經說過：「偉大的作家都是這樣，知道他的人都讀過他的作品。」知道李敖的人很多都沒讀過他的書，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讀者8：您的職業是作家，還是體制外的作家。以寫作作為謀生的手段會不會讓寫作變成為寫作而寫作？

余華：83年我辭職，去年又再就業了。（笑）去年杭州文聯聘請我去做專職作家，他們允許我不擔任任何內外職務，醫療保險之類的問題也隨之解決。（笑）我有10年沒有寫過長篇，給《讀書》和《收獲》寫了很多隨筆。我記得當時花兩個月的時候寫了7000多字的隨筆，稿費只有400多塊錢。大概有6，7年都是這樣過的。但是《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和《在細雨中呼喊》每年都要印好幾萬冊，它們的版稅已經能讓我生活得很不錯了。中國大大小小的書店，賣了10年的《活著》，依然在排行榜上。如果一個作家前面有幾部書每年都能夠有一定的銷量並且有版稅保障的話，就可以保證他今後的寫作自由。

讀者9：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不是您的願望？除了高行健，到現在還沒有其他中國作家能夠獲得這個獎項的原因在您看來是什麼？

余華：我可以給你兩個回答。第一個回答還是引用王朔的話，王朔曾經在回答中國記者提出「為什麼中國作家獲得不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說：「因為中國的作家都去得茅盾文學獎了。」我覺得這個回答很妙，我也很同意他的回答。第二個是我自己的回答。我已經寫了20多年的小說。我的經驗是，一個作家應該把他全部的精力放在如何把這本書寫好上面。這是他視力範圍內的事。至於書出版之後讀者是否喜歡，能否獲什麼獎都不是他能左右的。我的經驗告訴我，除了考慮怎麼把一本書寫好以外其它什麼事情都不用去想。

讀者10：您怎樣克服寫作過程中的難關？

余華：我不太清楚你提到的難關指的是什麼。但是在《兄弟》這本小說之前我寫了另一部小說，可是到最後始終沒有進入一個瘋狂的狀態。寫《兄弟》上部最後一段的時候，我用了整整一盒紙巾擦眼淚。作者自己感動不了自己的話，就根本別想感動讀者。剛剛開始學習寫小說的時候也是覺得很困難，總是寫不完。後來就越來越熟練。寫作也有點像手藝活，剛開始做是廢品多，慢慢地就開始成品多了。以後就幾乎沒有廢品都是成品了。（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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