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濟體制向何方？
2018年11月3日
（德國之聲中文網）當美國和中國要開始貿易戰的時候，有傳聞中國領導階層通過中歐峰會，試圖"聯歐抗美"。這是一個一百多年前的中國洋務領導人李鴻章慣用的對策，所謂"以夷制夷"，沒想到被現在的中國領導階層再次啟用。很不幸，歐洲人沒有大局觀，居然斷然拒絕，而且在媒體上捅出來，讓中國領導人很沒有面子。
國際社會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存的利益。這個道理大家都知道。那麼為什麼在面對川普先生咄咄逼人的攻勢的時候，歐洲人和中國人走不到一塊兒呢？因為雙方面對的不是同一個問題。無論美國還是歐洲，對中國的期待都是繼續向市場經濟轉型，放棄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從而實現所謂的"公平貿易"；而歐美之間則是基本實現了市場經濟的前提下的不同產品結構造成的利益糾紛。難怪歐洲人會這麼不給中國人面子，因為裡子更重要。
中國是不是市場經濟？
那麼在市場化改革道路上前行了四十年的中國經濟，究竟是不是市場經濟呢？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出於研究的目的，我們需要有一個很好的量化指標去定義市場價程度。比如，我們可以用全社會的就業情況作參考。在改革開放剛剛起步的四十年前，城鎮就業人口主要分佈在國有和集體企業，兩者分別佔比是78%和22%，沒有什麼人受僱於私營企業。但是到現在，這個情況出現了根本性的扭轉。接近80%的城鎮人口就業於私營企業，而只有不到20%的勞動力就業於國有企業，介於兩者之間的集體企業幾近消失。隨著國有企業混改的推進，這部分數字還將進一步變化。在私營企業就業的勞動力，其配置機制當然是市場化了的，從這個意義上看，很難認為中國不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
但是這並不是事實的全部。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出發理解一個經濟體的時候，資本、勞動力、自然資源、技術等等，都是決定最終產品（GDP）的生產要素。無論哪一種要素市場，都存在著政府作為運動員而不僅僅是裁判員的身影。比如資本市場，由於主要的金融機構都是國有資本為大股東，所以在貸款的投放上，具備天然的偏向性。大量的貸款被配置在效率比較低的國有部門，而效率相對較高的私有部門卻只能得到比較少的貸款額度。從資本的配置效率來講，這樣當然是不利的。同樣的邏輯存在於自然資源部門。中國的自然資源從法律上講就是國有的。城市土地作為工業企業的重要自然要素，由政府獨家掌控，作為產業政策的有效工具，當然會強烈地影響經濟產出。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又很難被認為是一個比較市場化的經濟體。
經濟增長靠什麼？
而關鍵的思考焦點在於：當我們總結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果時，應該把它歸結於誰？是因為我們更多地引入了市場配置機制，從而提高了效率？還是因為我們堅持了政府的影響力，從而避免了其它轉型國家所經受的大起大落？
從中國經濟過去四十年所處的增長階段而言，正好是在實物資本積累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階段。這個實物資本，不僅僅包含私人資本，而且也包含了公共資本。這或許是已經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歐美各國所不曾意識到的，即便對原蘇聯東歐國家而言，其轉型開始的時候也已經渡過了工業化和城市化初始階段。所以直到今天，從人均GDP的角度看，中國才剛剛趕上俄羅斯，而不是相反。
這意味著：過去四十年的資本積累不僅需要有一個市場機制去給予私人資本足夠的激勵，而且還需要有一個能夠激發政府投資公共物品的激勵機制。而後者，正是過去四十年不可或缺的所謂政府影響力，尤其是正面的影響力。中國現在成為所謂的"基建狂魔"，繼而試圖通過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來推廣這個思路，確實是有其自信的基礎的。有大量的經濟學研究認為：中國地方政府的錦標賽競爭的晉升機制，是地方政府願意極力投資於公共設施，從而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
我們看到，每當中國經濟遭遇外部衝擊，政府就會啟動基建計劃來對沖。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政府通過建設高速公路網，解決了大量的就業，並且提高了經濟潛在生產力，從而在危機之後的21世紀初，獲得高速增長。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中國政府再次推出高速鐵路網計劃，短短十年間，中國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高鐵網，消化吸收了德國日本的先進高鐵製造技術，現在居然開始有信心向外推銷。這不能不認為是中國政府對經濟的正面影響力。
要計劃，還是要市場？
當我們回顧總結過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長原因時，既不能忽視這樣的影響力，也不能忘記它們得以成立的條件。那就是：中國經濟處於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初始階段，實物資本積累是主要的經濟增長動力。政府作為公共物品的投資人，在這個位置上發揮著促進經濟長期增長，和熨平經濟短期波動的雙重作用。而中國政府脫胎於計劃經濟，能夠保留部分經濟影響力，有利於中國經濟的平穩和高速增長。
那麼對於未來的經濟增長，如果我們認為其增長階段會慢慢地從實物資本積累轉向人力資本積累（教育）以及科技創新驅動，那麼中國政府習以為常的舊模式，是不是也應該與時俱進，予以調整呢？
這是相當困難的。從不同渠道看，中國政府依舊及其依賴於原有模式去推動經濟增長。比如地方政府招商引資，過去通過大量的生產要素補貼，比如低價或者免費的生產性用地，或者低息或者免息的銀行貸款額度，去吸引資本密集型產業，迅速拉動地方GDP。現在他們依舊希望通過類似手段去吸引高科技企業，不少地方就推出了各類的風險投資基金。我曾經針對這個問題寫過一篇文章《政府能不能當"天使"？》（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我的公眾號VWL008上找到），反對這樣的讓窮人補貼大富翁的財政政策。但是就像個人一樣，政府的思維慣性也是相當強的，難以一下子扭轉過來。
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看到，從經濟增長的階段而言，未來的中國在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道路上，其實和歐美發達國家的要求應該越來越趨向於一致，而不是越來越分道揚鑣。這個過程究竟是中國自覺意識到，還是通過外部的壓力被迫意識到，是一個有趣的觀察點，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沈凌為德國波昂大學經濟學博士，現執教於上海華東理工大學經濟系。
本文為中國改革開放政策40年系列文章的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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