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德媒這樣評述德中建交

（德國之聲中文網）中德建交公報簽署後第二天出版的《世界報》就發表評論指出："北京和波昂之間建立外交關係不僅僅是一個政治上的必要之舉，從聯邦德國和歐洲的利益出發值得歡迎。它符合一個對未來的世界秩序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性現實。兩國間將由此發展出怎樣的政治關係，今天或許還沒有人能夠預言。可以肯定的是，作為工業國家，聯邦德國對中國的意義非同小可。中國希望找到一扇進入西歐的門戶，在歐共體內找到一個夥伴，這個夥伴（聯邦德國）不應該拒絕。"

在宣佈建交前，德中兩國政府進行了一段時間不長的試探接觸。《法蘭克福匯報》在1972年9月30日有關德中就建交事宜達成一致的報導中寫道：

"在兩國首都設立的大使館將獲得領事權。聯邦政府不會就台灣問題發表聲明，因為--正如（德國）外交部周五所作的解釋--對於波昂來說並不存在台灣問題。聯邦外交部長謝爾下周就將在聯合國全體大會的間隙展開首次會談，同中國副外長黃華進行接觸。之後還計劃在北京同中國總理周恩來和外長姬鵬飛舉行多次會談。在波昂，並沒有商定與（中共）黨主席毛澤東會面。不過並不排除這樣一次會見的可能。"

"波昂方面重視的是，同北京建交不應該被當作轟動事件看待。（德國）與所有由此願望的國家建立正常關係的意願，在1969年10月的政府聲明中就已有宣示。現在正是在逐步開始充實這些關係。在此背景下，外交部指出，這一政策並不針對任何一方，而是屬於聯邦政府'緩和外交'的一部分；此外兩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也存在巨大差異。謝爾將利用在北京的時間，探討加深這一關係的可能性。"

地緣政治夥伴

《世界報》在1972年10月12日發表客席文章"中國視波昂為政治夥伴"，提出了與聯邦德國建交"對北京意味著什麼"這個問題。作者認為，可從外交、內政和心理三個層面分析:"外交上，與波昂建立聯繫是北京加強其反蘇立場的諸多步驟之一。自從布拉格事件，自從勃列日涅夫教條的宣佈以及中國認為與此密切相關的1969年中蘇邊界爭端以來，反蘇成了中國結盟政策的首要標準，而不再是階級鬥爭。"

作者以此解釋中國為何同政治世界觀截然相反，但與蘇聯都有著某種利益矛盾的國家，如希臘、伊朗、土耳其、衣索比亞，乃至宿敵日本都建立了外交關係，並同美國接近。

"聯邦德國在這些國家的圈子中具有特殊地位。它在北京十分看好、但被莫斯科屢屢攻擊的歐洲經濟共同體中扮演領導角色；此外它還同中國一樣，因蘇聯對領土的飢渴而飽受困擾，以至於中國人覺得自己在這一問題上的情感能夠得到德國人的理解。儘管有'東方條約'，（蘇德之間）由此種種可能的潛在矛盾，從中國的統一戰線--即盡可能地孤立蘇聯--的策略角度看，無疑是一件好事。"

內政方面，作者認為，與聯邦德國建交是總理周恩來外交政績上的又一個成功故事。此前，尤其是在邀請尼克森訪華的問題上，周恩來與毛澤東欽定的接班人林彪發生了矛盾，這一外交事件後來被黨媒宣傳為重大勝利，周恩來得以全面貫徹其主張。最後還應提到心理因素：

"在外交，中國在過去幾個月裡成了名副其實的世界的中心。過去被視為殖民強權的歐洲國家，現在向中國派出了代表使節，他們受到了熱情歡迎，也感受到了對方的自豪和保有距離的尊嚴。長期以來忍受屈辱的中國又找回了舊有的自信。這種自信的一部分也反映在與聯邦德國建交的慶祝儀式中。"

從革命到外交，從造反到建設

1972年10月15日出版的《明鏡》周刊，發表長篇背景文章，回顧了德國和中國自19世紀末以來的交往歷史。從普魯士王國與清朝建立外交關係、義和團運動和德國的殖民侵略、參加長征的德國人李德、中共建政後與東德建交以及與西德的非官方往來，直到1960年代末北京和波昂開始謹慎互動，及至1972年聯邦德國出現了一個在經濟和文化領域關注中國的高潮，工業和貿易界則開始看好中國的巨大市場和潛在產能。

文章認為，此時的中國"並非軍事和經濟強國，卻成為了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的對立面"，"一個巨大的發展中國家，正在努力把自己荒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能量轉移到經濟建設中來。然而儘管開始了外交開放，這個國家依然還是封閉的。"

[摘編自其它媒體，不代表德國之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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