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德國前總理施羅德 談改革開放30年

告別政壇以後，施羅德重操舊業，當律師，並為多家機構擔任顧問，其中包括瑞士著名出版集團榮格。他與大名鼎鼎的紐約哈裡－沃克演說機構簽約，並出任北歐輸氣管道建設公司監事會主席職務。施羅德尤其與中國、俄羅斯關係密切。他不像德國前總理施密特雖90高齡依舊針砭時弊，「點評時局」，有人抱怨說，施羅德忘記了曾身為總理，也有人指責他在對待中國新聞自由和人權議題上過於遷就，沒有盡到一位昔日總理的責任。此次採訪施羅德是在柏林中國文化中心舉辦的萊布尼茨著作出版新聞發布會上。《萊布尼茨著作與書信全集》第四系列第六卷收入了萊布尼茨1695年至1697年撰寫的有關中國的數篇論著，作者在文章中提出通過中西文化與科技交流促進人類共同發展的構想，因此相關新聞發布會受到施羅德辦公室的支持，施羅德本人親自出席併發表講話。發布會結束後，在場的記者們蜂擁而上，我匆忙收拾筆記本和照相機，拿起隨身攜帶的公事包和採訪包站了起來，這時施羅德已站在了我的面前，向我伸出了手……

實現政治體制民主化為中國當前最大挑戰

德國之聲 ：施羅德先生，您在中國被視為最受歡迎的德國友人。您非常瞭解中國。12月18日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紀念日。您如何看待西方人所說的中國模式－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即在威權政府領導下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模式？

施羅德：首先談談中國的改革開放。我們必須承認，這一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使4億中國人擺脫貧困。今天，大多數中國人已不再忍飢挨餓，而中國並非在每個歷史階段都能做到這一點。這就是改革開放的成果，所以我們希望中國能繼續這一政策，毫無疑問，中國將在這條道路上走下去。其次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國領導人在十七大上已確定了新的工作重點。工作重點尤其涉及各省和地方的社會問題，涉及流動農民工、環保問題等。它們必須被有機地融入改革開放政策之中。十七大的決議顯示，這已被中國領導人納入計劃。總之，我必須說，改革開放使中國走上了成功之路，我認為，現在，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在與其他國家保持對話的基礎上，實現政治體制民主化。這是中國必須面對的重任和挑戰。

希望百姓擁有更多監督權

德國之聲：您認為，中國政府是威權政府嗎？

施羅德：當然了，它與西方政府是不一樣的。我希望，中國人民能更多地擁有直接監督權。但這樣的改變不是一夜之間就能辦到的，而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經濟促進計劃—勇敢之舉

德國之聲：30年來，中國不斷向前發展，尤其是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但恰恰在開革開放30周年之際，首發於美國的金融危機使全世界受到影響，中國也難逃此劫。繼世界銀行之後，德意志銀行也宣佈，中國明年的經濟增長率預計將只有百分之七。中國經濟發展受到嚴重打擊，由此也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又站在了一個十字路口上。您認為，中國制訂的經濟促進計劃，這一世界最大規模的振興經濟計劃能否成功地幫助中國扭轉不利局面？

施羅德：這首先涉及中國經濟增長率的問題。百分之五，百分之六，百分之七，這樣的增長率是歐洲所有國家以及除中國以外所有國家所夢寐以求的。第二點是：我知道，為瞭解決最緊迫最棘手難題，中國必須保持至少百分之八的經濟增長率。我希望，中國的經濟促進計劃能達此目的。無論如何，制訂如此龐大規模的經濟促進計劃是一個勇敢的決定。我認為，全世界都希望，這一計劃能有助於中國保持市場穩定和政局穩定。因為這也關係到中國能否繼續提高居民富裕生活水準的問題。

眾志成城 克服危機

德國之聲：經濟發展也改變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形象和角色。在當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時期，西方人大多將期盼的目光投向中國。中國有能力如許多人所稱「拯救世界經濟」嗎？

施羅德：我不會這麼說，但在克服危機的進程中，如果中國能承擔自己的責任，就能為實現這一目標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首先在克服金融危機中，中國應與西方國家合作，從而避免金融體系出現崩潰。另外，中國應該通過經濟促進計劃穩定國內市場。中國的國內市場不僅對中國百姓非常重要，對諸如依賴出口的德國等其他國家來說也很重要。鑑於此，我想說的是，沒有一個國家能憑借自己的力量拯救世界，但中國能與其他國家一起為此做出寶貴的貢獻。

通過商貿合作促進轉變

德國之聲：您一直主張「由商促變」。您一再強調，以對話形式，以建立合適平台的形式討論新聞自由和人權等問題更有意義。您認為，這樣的戰略考量在中國獲得了預期中的成功嗎？

施羅德：我認為，它對中方做出正確、符合法律規則的決定起到了積極作用，也有助於通過法院更好地進行監督等。此項戰略的目的在於，通過開展對話，交流經驗，使對話夥伴汲取經驗，取長補短。所以我們當初就此達成協議。我認為，如果人們能公正地對待中國的話，將今天的中國與10年，20年，30年前的中國進行比較，那麼可以而且必須承認，中國取得了進步，當然前提條件是人們願意這麼做。

將德中法制國家對話協議內容落實到鄉村

德國之聲：德中法制國家對話當年是在您和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朱熔基的倡議下啟動的。您認為，德中法制國家對話當前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施羅德：我認為，最大的挑戰並不在於雙方進行法律文件以及思想交流，而是將協議內容付諸實施。更為艱巨的任務是在政治層面，將對話達成的協議內容落實到每個村子，並在那裡發揮作用。這是最大的挑戰，因為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在落實相關政策上會遇到很大困難，人們必須承認這一點。

2050年中國有望成為世紀經濟第一強

德國之聲：有些宏觀經濟學家們現在就斷言，中國最遲在2050年將成為世界經濟第一強國。未來的事情變數多多，預測未來是件很令人為難的事情。儘管如此，我很想知道您對中國的展望究竟是什麼？

施羅德：展望未來難免帶有佔卜成分，就如同您剛才所說。但中國有望在2050年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為什麼呢？中國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源，擁有接受一流教育的人才，中國擁有巨大的市場，以和平方式開闢國外資源。中國願承擔國際責任，所有這一切都有助於中國在成功的道路上更進一步。至於中國屆時將成為世界第一，還是第二，或者美國是否能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等等——人們不應該在這個問題上浪費腦筋，重要的是，繼續成功之路。到了那個時候，人們自然會看到結果。遺憾的是，我想我看不到那一天了。

中國情深意厚

德國之聲：您在講話中指出，在中國政策上，您放棄了那種象徵性的，程序般的，僅為德國公眾輿論著想的做法。它們不能取代德國的外交政策。請問，您的中國情結，對中國的這份理解源自何處？為什麼在這些問題上卻難以消除歧見呢？

施羅德：我只能談自己。這的確是一個理智問題。它關係到將歐洲與中國聯繫在一起，德國在其中扮演角色的問題。我們需要在經濟領域密切合作，在文化上我們可以相互學習到很多東西，我們也需要在科技領域展開合作，我們需要中國為穩定世界經濟和政治做出貢獻。這是我的考量。另外，像我這樣一個經常去中國的人，每年去中國三四次，自然會與中國人建立一種密切的關係。為什麼其他人不是這樣，您得問他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