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九大」還是「十九大」？——十九大系列觀察之四

（德國之聲中文網）1969年的九大，是在外界毫無覺察的情形下召開的，兩千名黨代表從地下通道進入人民大會堂。那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打倒劉少奇等一干黨內官僚（走資派）和軍內大佬後的總結大會，也是1958年的"八大"之後的第11年才召開的。人民要到會後一個月才能從電影的新聞簡報中看到大會景象，他們看到的是會場上，代表們以天安門紅衛兵覲見毛澤東的狂熱，揮舞著紅寶書，迎接毛澤東的進場。而毛在主席台上旁若無人般隨意的自問自答，點名林彪為他的接班人，並寫入黨章，成為那次大會的永久影像。

而今年的"十九大"，從會前氣氛到會議主題，簡直就是九大的翻版。暑期的北戴河會議至今，幾乎沒有流出任何消息，高層與會者、知情者均緘口不言，坊間只能從習近平"7.26重要講話"中揣測大會基調，這和往屆大會氣氛迥然不同，卻更像"九大"的秘而不宣，一股以神秘主義塑造個人崇拜的氣息環繞著本次大會的前夜。

本地所剩無幾的觀察家們能做的，是從中共中央最近一次政治局會議新聞中推測，寫進習近平思想或者恢復黨主席制，或許是本次大會修改黨章的攻防焦點。這和九大的議程相近，都是在激烈的鬥爭結束後如何總結、鞏固權力，尋找制度化的解決方案，重啟新政治議程。

我們知道，1969年的九大，既宣告了文革高潮的結束，也試圖重新匯聚黨內支持開啟新的政治路線。在這次大會前一個月，剛剛爆發了珍寶島衝突，中國面臨隨時遭到蘇聯核打擊的威脅。而會後半年的十月，欽定接班人林彪發布了"一號令"，展開全國戰備動員，以進入臨戰狀態結束了"小文革"，也開啟了對美緩和戰略。在這個意義上，九大堪稱紅色中國的一個轉折點，也是毛主義晚期路線的開始，朝向一個對美緩和、對內以極權主義國家建設代替不斷革命的內部運動。

十九大所面臨的國際環境自然遠遠好過1969年，雖然北韓核危機隨時可能顛覆中國的地區安全體制，但是習近平和川普的"右翼聯盟"還有更大的合作空間克服北韓問題、貿易戰等麻煩，所以內部權力鞏固才是"十九大"的焦點。

技術上，中共在過去五年已經在加速進行民族主義政黨的轉型，試圖以國民黨模式改造共產黨，在最近一年終於形成"一個民族、一個政黨、一個核心"的輿論導向。例如，以"四個全面"改造執政，以"四個意識"來樹立領袖權威，以全面復興傳統文化來充實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包括發動類似國民黨1935年發動的"新生活運動"來進行黨外動員，以要求全民背誦二十四字"核心價值觀"的方式進行"教化"。

而政治上，過去五年的反腐運動和政治鬥爭亟需制度化的總結。例如，以修憲方式將"監察委員會"合法化，但是誰也不知"監察委員會入憲"的同時是否會暗度陳倉，塞進強化或延長國家主席權力或任期的條款。更實質性的，大會面臨如何為林林總總的"領導小組"所集中的個人權力綜合體設計一個適當機制或頭銜，漸進地或者一次性地在個人集權和政治局常委分工負責的集體領導制之間尋找解決方案。

畢竟，孫政才的落馬，其所加罪名超過了此前薄、周、令、徐集團所有個人罪名的總和，尤以"毫無理想信念、喪失政治立場、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定性，堪與"九大"對劉少奇的"叛徒、內奸、工賊"的政治結論相媲美。如果把孫視為江、胡時期技術官僚們的自我指定接班人的話，孫的如此境遇便意味著過去五年反腐運動的最終指向所在--技術官僚集團控制的利益集團政治及其制度根源－政治局常委集體領導制的岌岌可危，以及孫所代表的江、胡時期形成的各種不成文規矩，包括政治局常委年齡剛性的"七上八下"和總書記人選的隔代指定與連任兩屆限制等。

意味著，"十九大"上圍繞過去五年反腐運動和政黨轉型的權力鞏固，超越了坊間熱議的常委數量和人選問題，更超越了誰留任、誰入局的政治猜謎，而是關乎所謂加強"核心"權力的頂層設計。此前的軍改，不僅針對徐才厚等人，更為解決軍職軍委副主席事實上執掌軍權的問題，而不惜打亂整個四總部、軍種、大軍區體制和取消重組所有野戰軍番號，重建一個對軍委主席個人負責的軍委機關和中國式的參謀長聯席會議體制，力度堪比1950年1月蔣介石在台北陽明山開啟的整黨和整軍運動。而在今年二戰勝利日前夕舉行的朱日和閱兵其政治意義，展示軍改成果--建立軍隊對領袖的個人效忠，顯然超過了任何單純的軍事意義。

那麼，外界也有足夠理由相信，對十九大的兩千多代表，兩股戰戰的進京參會，他們在會場的選項也許並不多，除了增減表達效忠的熱烈程度，就是被迫在恢復黨主席和"習思想"入黨章之間選擇其一，後者顯然較為容易接受，也能將馬上廢除政治局常委、恢復黨主席的決議拖延到未來。這或許也是習近平信心滿滿、不僅較往年提早召開黨大會，而且準備在會後的11月以新的的政治身份迎接美國總統川普到來、"夯實"未來五十年中美關係框架的政治算計吧。

 

白信為政治學博士、北京獨立政治觀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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