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美國人在北京：我正在被隔離

德國之聲：您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在機場入境的整個經歷嗎？ 

甘傑克：首先，可能我在那個時間到達比較幸運，在全過程的每一個環節中，我都沒有看到任何混亂的情況，例如有人被拉上移動病床之類。 

不過，還是有不少地方讓人感到困惑。總體上說，中國政府在引導人流和建立整個流程方面做得很好，乘客只有一個方向可以前行，但是缺乏很好的現場解釋。 

有些事情不言自明。辦理海關手續時，唯一和平常不同的是每個人都戴著口罩。但是，當你前往行李區的時候，就會發現更大的變化。只有你乘坐的航班的行李到達之後，才允許你進入行李區。但是，沒有任何人跟你解釋，甚至連中文標識也沒有。因此，我只好坐在靠近管理人員的地方，以便能聽見他們的話。  

 我看到一群中國年輕人向執勤人員打聽，想要弄清狀況。也就是說，即便你會說中文，或者是中國人，也會對此感到困惑。 

德國之聲：您認為整個過程花了這麼長時間的原因是湧入北京的人數增多，還是中國政府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  

甘傑克：我想可能兩者都有。機場入境的流程比去展覽中心的流程更為順暢，是因為機場工作人員熟能生巧。但是，從提取行李開始到坐車前往展覽中心的過程中，你能明顯地看到準備工作的不足。  

我不想責怪任何現場工作人員。他們不得不和沮喪而又疲倦的旅客們打交道，忍受他們的各種怨氣。我認為，至少在我經歷的那段時間內，他們實際上做得非常專業。 

最大的問題是缺乏現場溝通和解釋。不僅對不懂中文的外國人如此，對會說中文的人也如此。其次，我認為你的分析是對的，另外的原因在於，由於其他國家的疫情進展，昨天回中國的人數激增。 

對這個推動因素的解釋是： "好吧，我們認為你可能也知道，其他國家在保護人民和防治新冠疫情方面做得不好。"這成為一個推動因素，讓很多人臨時決定回到中國。一周以前，他們可能都沒有這樣打算。因此，這就如同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 

德國之聲：除了按照規定在飯店隔離兩周，還要求你們做了什麼嗎？ 

甘傑克：離開機場以後，我們被送往會議中心或展覽中心。一輛大卡車用來裝運我們的行李，和我們一起前行。前後各有一輛車，感覺就像被警察押送一樣。行經普通的北京街道，到達展覽中心。然後，又以同樣的方式，把我們運送到各自的飯店，進行自我隔離。 

我看到大街上的情況非常好。它當然不像正常的時候那麼熱鬧，但是比幾周前我的朋友發給我看到的情況好多了。沒錯，每個人都戴著口罩。北京正在恢復正常生活。 

就監控而言，我們需要做的主要事情是每天兩次自報體溫，一次是在上午9點，一次是在下午4點。他們給每人一個溫度計和一個需要填寫的表格。我們需要自行報告身體健康的任何異常情況，包括可能出現的任何症狀或感覺上的任何顯著變化。 

我與其他人之間唯一真正的互動，就是服務生把東西放在我的房間門口。我們可以通過客房服務訂餐。我們得到飯店供應的早餐，房費裡面已經包含。此外，你可以訂購房間遞送，而且有10種不同類型的食物可供選擇。 

快遞員把食物送到飯店大堂，穿著防護服的服務生再把它們送到你的房間。這個效率很高。我基本上都宅在房間裡。我不知道他們用什麼辦法確保住客不出門。 

德國之聲：作為一個目睹了中美兩國如何應對新冠病毒疫情的美國人，您認為其他國家可以複製中國的做法嗎？ 

甘傑克：要複製中國的做法，我認為最大的問題在於，只有政治意願還不夠，還必須要有社會意願才能實施。  

我認為我們也有能力這樣做，最大的問題是人們是否買賬，以及我們是否願意為此付出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代價。這樣做並不需要特定的政治制度。韓國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它也有很強的政治意願那樣做。台灣也是這樣。如你所知，香港和新加坡也大體如此。  

我想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些地方都經過薩斯（SARS）危機。歷史記憶推動社會意願去配合政治意願和政治需求。 

我必須要承受的犧牲，也就是在一家不錯的飯店裡待了14天而已。我可以遠程工作，可以訂購任何所需，而且都已經送達。我認為，目前在美國，人們對於實施這樣的預防措施還沒有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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